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选择独自前往中立国巴西。他们放弃了回到中国大陆，放弃了和家中的亲人团聚，自己去到那个遥远且陌生的新大陆。 1951年，第五次战役的硝烟散去后，志愿军180师成了许多人心里过不去的坎，这55个人，当时就是那场混乱中陷落的战俘，但真正让他们这一生都没法抬头的，是巨济岛战俘营里的日子。 巨济岛，这个名字在朝鲜战争的历史里，透着刺骨的寒意。岛上拥挤着数万名朝中被俘人员，美军在那里设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俘集中营。对于180师的官兵们来说，战场上的包围与突围是军人的命运，而战俘营里的日子，则是另一场更加残酷、更加绝望的“内战”。 走进战俘营，枪炮声暂时停了，可斗争却换了种方式，直往人心里钻。原本的战友，被一道铁丝网隔开，却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战俘营初期，心里还盼着回家的人占大多数。可当停战谈判开始，美国人发现有些中国战俘“不愿回内地”，事情就全变了味。他们提出一个“自愿遣返”的原则，这在国际公约里压根找不到依据，成了谈判桌上最大的绊脚石。 为了制造出更多的“志愿者”，战俘营里的黑暗操作开始了。美方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坚决反共的战俘来控制营场。一些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战俘被挑选出来，送去东京受训，回来就成了各个营里的“俘虏官”。他们可以公然发展组织，私设“刑讯室”，目的只有一个：用尽一切手段，让同胞不敢回家。 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强迫听课、辱骂、开会“检讨”只是家常便饭。最恶毒的一招，是逼着战俘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甚至按下血手印。为了彻底断掉他们的归路，反共的标语和图案，被用针刺、用刀刻，强行留在战俘们的皮肤上。这是一种永久性的羞辱标记，意思再明白不过：“看你们身上带着这个，还敢不敢回内地！” 1952年4月，所谓的“遣返志愿甄别”就要开始，营内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反抗者会遭到最血腥的镇压。四川大学参军的学生林学逋，因为坚决要求返回大陆，被反共战俘当众剖腹挖心，壮烈牺牲。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回家这个原本天经地义的愿望，变成了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的奢侈品。最终，在美军支持下，战俘营里的这场特殊“内战”分出了结果：约1.4万名战俘被迫去了台湾，只有约7000人回到了大陆。 而那55个人，就站在这个岔路口。回大陆？他们身上或许带着无法向亲人解释的刺青，心里埋着对审查的深深恐惧，耳边还回响着关于“连累全家”的恐怖流言。去台湾？那更非他们所愿。于是，一条谁也没想过的“第三条路”摆在眼前——前往遥远的、与这场战争无关的中立国巴西。这更像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为了活下去，把自己连根拔起，抛向地球的另一端。 去巴西的路，不是新生，而是另一种磨难的开始。赤脚踏上圣保罗湿热土地的那一刻，幻想就破灭了。没有安置，没有援助，只有生存的赤裸现实。这些曾经在战场上拼杀的汉子，为了换口吃的，不得不去扛上百斤的咖啡豆麻袋，在餐馆后厨任由双手被滚烫的洗碗水泡得溃烂。南美的烈日，能让年轻的“小四川”昏倒在工地；无尽的乡愁，也能把钢铁般的汉子熬倒在廉价的甘蔗酒里。 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与故土唯一的联系。有人背包底层压着一双妻子手纳的千层底鞋垫，有人怀里捂着一枚母亲给的、磨得发亮的平安锁。味觉成了最顽固的乡愁，他们会想办法用当地的苦瓜腌出点老家咸菜的味儿，会为一锅用巴西食材凑合出来的“煲仔饭”而集体红眼眶。思念是慢性的毒，有人把写满字的家信烧成灰烬，生怕连累亲人；也有人终于等到辗转而来的家书，得知妻子终身未嫁、儿子已然成人，抱着信在异国的菜棚里哭到天明。 时间慢慢推着他们老去。等到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回乡的路从梦里照进现实，却已是有人回得去，有人永远留了下。最早回去的“大柱”，用攒下的钱在老家开了第一个摩托车行。而那个没能成家的“小四川”，最终带着一身伤病和遗憾，孤独地客死他乡。 2005年，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终于颤巍巍地跪倒在家乡的土地上，替五十年前那个离去的年轻自己，磕下一个迟到了半生的头。当海关人员拿着他的巴西护照，听着地道的山东口音问他是哪里人时，老人张着嘴，竟一时语塞。 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历史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180师在战场上的挫折，是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章节；而他们在战俘营的遭遇和其后的漂泊，则是被历史洪流冲刷到天涯海角的、具体的人的命运。 正如一位180师的老兵所说：“他们这些被俘的同志，在战俘营英勇斗争，誓死捍卫祖国的尊严。他们也是英雄。” 英雄的定义，或许不仅仅在于如何冲锋，也在于如何在绝望中坚守人的尊严，如何在放逐中背负一生沉重的乡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国内权威媒体报道信源：光明日报社旗下《文摘报》曾于2013年刊载《入朝志愿军讲述在战俘营的经历》，通过亲历者张泽石老人的口述，详细记录了巨济岛战俘营内的真实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