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遗臭万年！ 任何人都可以投降满清，只有洪承畴不能，因为崇祯对他完全信任，让他位极人臣，就算崇祯再昏庸对不起所有人，但绝对对得起洪承畴。洪承畴应该以死来报答国家，报答崇祯的知遇之恩！ 崇祯十五年的大明，早已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关外清军叩关不止，关内农民起义军横扫数省，国库空虚到官员俸禄都要折算成布匹发放，百姓在“辽饷”“练饷”的重压下流离失所。可就是这样的绝境，崇祯却把帝国最后的家底全交给了洪承畴：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的官印，节制九边十三万精锐的兵权，还有那百万两白银的军饷——那是崇祯从皇室内帑里挪借，再从饥馑的百姓身上层层筹措的救命钱，每一两都沾着血泪。 为了这场关乎国祚的出征，崇祯做了所有能做的。他亲自登天坛祭天，在皇天上帝面前焚香祷告，祈求保佑大军凯旋；又率文武百官赴太庙，跪在列祖列宗牌位前立誓，愿以己身福报换大明安宁。出发那日，紫禁城午门外，崇祯素衣执手，泪水打湿了洪承畴的官袍：“先生此行，关系国祚，务必珍重！” 这份礼遇，是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也未必能及的信任，是把整个王朝的命运都托付出去的赤诚。 洪承畴当时的回应，至今读来仍令人齿冷。朝堂之上，他挺胸昂首，双手按在腰间玉带，声如洪钟：“臣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誓与蓟辽共存亡！” 那坚定的眼神，掷地有声的誓言，让焦虑的崇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让满朝文武松了口气，让翘首以盼的百姓燃起了希望。可谁能想到，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忠义表演。 松锦决战爆发后，洪承畴麾下大军虽被清军围困，但并非全无生机。清军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切断粮道，却给了明军突围的窗口期。副将邱民仰、王廷臣多次请战，建议趁夜分兵突围，再合兵反击，可洪承畴却以“恐遭伏击”为由迟迟不动。粮草断绝的日子里，士兵们煮战马、啃树皮，甚至以草根充饥，仍坚守阵地，可他们的统帅，却在帐中盘算着自己的退路。 皇太极派范文程前往劝降时，洪承畴起初还装模作样地绝食抗议，可当范文程发现他下意识拂去衣服上的灰尘时，立刻断定“此人惜命，必可招降”。果不其然，没几日功夫，洪承畴便卸下了所有伪装，在清军大营中对着皇太极三叩九拜，口称“罪臣洪承畴，愿效犬马之劳”。那一刻，他忘了崇祯的执手之托，忘了满朝文武的期盼，忘了百万百姓的血汗，更忘了自己“死而后已”的誓言。 投降后的洪承畴，彻底沦为满清的“鹰犬”。他不仅向皇太极献上攻取中原的策略，还亲笔写信劝降南明的旧部同僚，甚至跟随清军南下，亲自劝降了南明重臣钱谦益。昔日大明的兵部尚书，成了异族征服中原的“向导”，用同胞的鲜血铺就自己的富贵之路。可即便如此，他终究没能换来真正的尊重。 民间对他的唾弃，早已深入骨髓。他的母亲郭氏得知儿子降清，悲愤交加，手持拐杖追打至门外，怒斥道：“汝既降清，便非我子，从此恩断义绝！” 妻子李氏也削发为尼，隐居深山，终生不再见他。街头巷尾，孩童传唱着“洪承畴，卖大明，荣华富贵一时兴”的歌谣，戏台上他的投降丑态被反复演绎，观众无不咬牙切齿，掷石唾骂。 更具讽刺的是，乾隆皇帝编纂《贰臣传》时，毫不犹豫地将洪承畴列入甲编，直言其“大节有亏，不足为训”。清廷虽用其才，却始终鄙视其德，这份来自新主的否定，成了对他背叛最辛辣的嘲讽——背叛旧主的人，终究也得不到新朝的真正接纳。 对比同期的忠臣义士，洪承畴的卑劣更显刺眼。扬州城破，史可法宁死不降，写下“吾誓与城为殉”的绝笔，慷慨就义；黄道周兵败被俘，面对清廷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气节，临刑前仍高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江阴百姓面对清军的屠城威胁，坚守八十一天，用鲜血捍卫民族尊严。他们或许未能挽救王朝的覆灭，却用生命捍卫了“忠义”二字，成为后世敬仰的丰碑。 崇祯或许有治国之失，明朝或许早已病入膏肓，但这绝不是洪承畴背叛的借口。君主以国士待之，他却以汉奸报之；百姓以血汗养之，他却以刀刃相向。气节，是文人武将的立身之本，是民族存续的精神脊梁。洪承畴的投降，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践踏。 千百年过去，洪承畴的名字早已成为“背叛”与“卑劣”的代名词。他的故事警示世人：荣华富贵终是过眼云烟，唯有气节与忠义，才能被历史永远铭记。而那些背弃家国、辜负恩义的人，无论如何粉饰，都注定要被钉在耻辱柱上，遭受千古唾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