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郑成功在外打仗得知，自己20岁的儿子郑经跟35岁的乳母生下孙子郑克臧，郑成功知道后，当场直喷鲜血，不听他人劝说，当即启程返回家中，将妻子董氏、乳母、郑经全部杀掉，让堂兄郑泰代自己执行...... 1624年出生的郑成功，自日本长崎被接回福建后，凭勤学与胆略一步步成长为明末抗清名将。 他痛惜大明倾覆，在福建沿海聚兵起事，夺取厦门，又挥师跨海，于1661年收复台湾，建立郑氏政权，是公认的民族英雄。然而，这位肩负家国大义的名将，却在最亲近的家庭里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 长子郑经，自幼便是这个家族的希望。少年时，他在日本血统与汉人文化的交织中长大，又有“抗清名臣之子”的光环，本应被塑造成承前启后的栋梁。 但父亲长年在外征战，他真正天天面对的是母亲董氏无原则的溺爱。董氏凡事顺着儿子，不立规矩也少有责罚，让他的任性一天天滋长。 等到郑成功有空回家，眼前的儿子已经成了只知享乐的小霸王，只能靠在父亲面前的短暂“装乖”掩饰真实脾气。 为了挽救这个局面，郑成功做了他能想到的一切。他为郑经挑选了出身名门、家教严格的唐氏为妻（有说法称名为唐乐乐），寄望这位端庄贤淑的儿媳能在内宅慢慢约束儿子。 但郑经对这门亲事并不领情，他厌烦妻子的端方规矩，更迷恋风情妾侍。借口“夫妻不合”，他向父亲申请纳妾，得到了迁就式的允许，随后便在府中广收艳色，任由妾室在正妻眼前放肆，这也为日后走向更深的深渊埋下伏笔。 真正点燃火药桶的，是乳母陈氏的出现。陈氏本是照料幼弟的奶娘，却在董氏的院子里与郑经眉来眼去，很快私通成事实。 郑经以探望弟弟、走亲戚为名，频频出入她居住的院落。夜深人静时，两人坐在花木扶疏的小院，灯火昏黄，月光拖长了他们的身影，仿佛也拉长了这段不能见光的关系。仆人们装作视而不见，背地里却暗自议论这位“世子爷”的出格。 几个月后，陈氏怀孕了。胎像一旦显露，郑府上下无不心知肚明，只是人人噤声。对郑经而言，最大的恐惧来自远在外地的父亲，一旦他得知其中乱伦的性质，必然怒不可遏。 于是，郑经一面想方设法隐瞒，一面在内心计算如何利用这“长孙”的身份稳固自己的地位。 孩子出生那天，是个男婴，取名郑克臧（或作郑克藏）。按理说，这是宗族大喜之事。郑经对外宣称孩子出自妾室之腹，急忙将喜讯上报前线。 远在军中的郑成功，初闻“得孙”，心中大喜，在营中设宴庆祝，以为自己在血火之中多了一份延续香火的慰藉。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饱受委屈的唐氏，将郑经与乳母私通、生下私生子的经过写信给外祖父唐显悦。唐显悦获悉真相后震怒非常，立即修书控告，把郑经的荒唐行径一五一十地呈给郑成功。 当郑成功再次展开家信，读到的已不是添丁之喜，而是触目惊心的人伦丑闻。他从最初的狂喜跌入难以形容的愤怒与耻辱，既觉得儿子践踏纲常，也担心郑家多年树立的名声毁于一旦。 在盛怒之下，他拔剑拍案，下令心腹郑泰立刻返家，将董氏、郑经、陈氏与这个孩子一并处死，以“杀一屋而儆天下”。 郑泰回到家中，却迟迟下不了手。他既明白主帅震怒非同小可，又不忍亲手斩杀族人，只能把“灭门之令”全部告诉郑经。一时间，郑府暗流汹涌，郑经惊惶失措，急忙转移、藏匿母亲和孩子。 此后情节有多种说法：一说郑泰阳奉阴违，始终没有动刀，暗中保全了郑经，并拥立他为平国公继承郑氏政权；一说郑成功再派亲信回家，结果被郑经设伏杀死，使得父子矛盾正式升级为兵戎相见。 无论哪一种版本，都指向同一个结果——这道“家法诏书”最终没有斩下那四颗人头，却生生斩断了父子之间最后的信任。 风波接连传回军中，郑成功胸中郁结难消，悲愤与疲惫交织在一起。这个曾经扛起“复明”大旗的男人，最终没死在战场上，却被家门之内的不孝与悖伦压垮了心志。1662年，他在郁怒之中早逝，留下的是未竟的事业和一个内外交困的郑氏政权。 郑经侥幸继位，表面上承袭了父亲在台湾的基业，却从未真正走上父亲期待的那条路。他依旧沉湎酒色，不务政事，最终在1683年面对清军时节节败退，郑氏政权土崩瓦解，父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化为泡影。 回望这场家族悲剧，固然有世道更迭、明清易代的时代冲击，但从父子关系看，“养不教，父之过”的旧话自有其残酷一面。 郑成功在战场上铁血果断，却在儿子的成长中长期缺位，偶尔回家又从极端宽纵走向极端暴怒，用最惨烈的方式“立家法”，最终既没救回儿子，更毁掉了自己的身心。 家国大义与私欲纠葛交织，与其说是一个英雄家族的衰亡，不如说是爱与管教失衡、理智被情绪淹没之后，迟到而又过度的报复所酿成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