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发誓不再续娶，岳父同情他，便问他：“我三女儿14岁，酷似她姐，你娶她吧？”马一浮拒绝：“亡妻地位无人能替，无心再娶。” 1883年，马一浮出生在江南一户读书做官的人家，父亲做过知县，母亲出身世家，自小把读书当大事。五六岁他已熟读四书五经，九岁能背《文选》《楚辞》，乡里都说这孩子将来要出大名。十六岁参加县试，一篇文章拔得头筹，轰动一时，也引起士绅汤寿潜的注意。 汤家长女出身优渥，又有学问，欣赏这位少年才子，双方长辈顺水推舟，成就这门亲事。成亲后夫妻感情很好，只是新婚不久，他便远赴上海求新知，又立志学习外语、翻译西书，从西学里为中国找出路。妻子留在家中照顾体弱的公公，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可以放心在外奔走。 变故来得很快。父亲卧病在床，他匆匆赶回与妻子一同侍疾，终究没留住老人性命。丧父的阴影未散，妻子又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按旧礼，居丧不能生子，两人惶惶不安，只能求助土方打胎。药下肚后，胎儿没了，妻子的身体也元气大伤。 为了学业，他再一次离家外出。谁料不久便接到家中急报，妻子病危。他连夜赶回，只见屋里灯火将熄，枕边人已卧在灵床之上。年纪轻轻便尝尽丧父丧妻之痛，他跪在灵前痛哭，自认是一念之差害了妻儿，从此把愧疚压在心里。 看着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婿整日形容枯槁，岳父心疼得很，开口劝他再娶，提出把十四岁的三女儿许配给他，还说三小姐性情温柔，模样也颇像姐姐，将来可以照拂他。 马一浮却摇头谢绝，说亡妻在自己心中的位置，任何人都无法取代，这辈子不再谈婚事。岳父听罢，只能作罢，却更敬重这个年轻人的深情。 后来三小姐染上重病，他放心不下，又写信表示愿意娶她进门，好好照料。但姑娘知道自己病情凶险，不愿拖累他，婉言拒绝。他甚至翻书学医，想着能不能设法救回来，终究还是没能挽回一条年轻的性命。接连几场生离死别，让他彻底断了再成家的念头，只把全部心力投向学问。 此后他在上海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新思想，又远赴欧美见识机器与工厂的轰鸣，把书本上的“西学”变成眼前的铁与火。也是在那时，他费力从国外带回多种文字的《资本论》，沉甸甸一箱书，很快在国内流传开来，成为那一代人接触新思潮的重要读物之一。 回到江南后，他把书斋安在西湖边的寺院里，案头摊满经史子集和外文书，一边钻研传统经典，一边消化西方哲学，提出“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的主张，试图在古今中西之间搭一座桥。 抗战时期，他在西南山中办书院讲学，为流亡青年讲经说义；新中国成立后，又受聘于文史研究机构，兼任社会职务，晚年仍是拎着布包出入书斋与会场。 1967年夏天，他在杭州家中安然离世，身旁还放着一本没翻完的书，像是稍稍合上眼睛，便要接着下一页。这一生，他不再迎娶新人，始终以汤氏亡妻为唯一的夫人。 有人说他固执，有人说他痴情。对他来说，那场年轻时的意外，是一生也偿不清的欠账，只能用不再成家、用一辈子的清修来还。 等到灵柩从西湖边缓缓经过，送行的学生排成长队，人们记住的，不只是那位通晓中西、引进新学的大学问家，还有那个在情字上只许一人入心的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