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大学生崔松旺伪装成流浪汉，浑身散发恶臭，牙齿布满污垢，每天在垃圾桶旁捡食残羹剩饭，甚至当众狼吞虎咽，十多天后，他成功引起了人贩子注意，被拐卖至黑砖窑，而这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 2007 年夏天，河南电视台有个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叫崔松旺，他那段时间一直在琢磨一件事：那些传说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黑砖窑，到底是怎么运转的？靠采访、靠打听，永远只能摸到边角，真想知道真相，只有一条路，你得先变成他们眼里“合适被抓走”的那种人。 这个想法本身就够疯的，真干起来，更是把命往火坑里送。 他先给自己“改造”了半个月，不是化妆，是彻底把自己往“没人要”的方向糟蹋，他不洗澡、不刷牙，身上的泥一层叠一层，头发油得发亮，牙黄得发黑，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酸臭味，走到哪儿都招人躲。 吃的东西更是正常人根本下不去嘴的，他天天在火车站附近、垃圾堆旁边晃荡，捡别人扔掉的冷饭、烂菜叶子、长毛的馒头，抓起来就啃。 路人看他那样子，都当他是个流浪汉，是那种失踪了也没人会找的“废人”。 但正是这种人，才是另一拨人眼里的“好货”，便宜、好骗、不容易出事。 没过多久，果然有人盯上他了，两个中年男人递给他一个白面馒头，说话不凶，甚至还有点客气，说跟我们走吧，有饭吃，有活干。 崔松旺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嘴里嚷着要干活要吃肉，交易就这么成了。 他被推进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窗用黑布蒙着，车里还坐着几个孩子和成年人，全都低着头，一声不吭。车不知道开了多久，路越来越偏，最后停在驻马店西平县一个荒得不行的地方。 下车第一件事，不是问名字，也不是安排住处，而是挨打，一个监工抡起棍子就往他背上砸，边打边骂，说进了这地方就老实干活，敢跑，打死也没人知道。 这一棍子下去，他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不是体验生活，是实打实进了地狱。 在黑砖窑里，人不被当人，每天不到凌晨四点就被吼醒，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搬砖、拉坯、装窑，停都不让停。 太阳毒得要命，汗水顺着脸往下流，进了眼睛火辣辣地疼，可只要动作慢一点，鞭子、棍子立马就落下来。 吃的东西少得可怜，早上一碗清得能照见底的稀粥，中午晚上就是发霉的馒头，能分到点咸菜都算走运。 手很快磨出了血泡，破了再磨，最后结成厚茧。湿砖又沉又滑，一块十来斤，胳膊抬起来像灌了铅。 住的地方更是惨。十几个人挤在不到十平米的工棚里，地面潮得发霉，被子黑得看不出原色。 空气里混着汗臭、霉味，还有隐约的血腥味，晚上躺下，四周不是叹气就是压着声音哭，有人半夜会突然抽泣，有人彻底没声了。 这里很多人本身就没有反抗能力，有智力障碍的，有精神不正常的，也有聋哑人，他们不懂为什么要挨打，也不知道可以逃，就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干活。 崔松旺亲眼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工友累到站不住，刚摔倒在地，监工就冲上去一阵猛踹，直到那人咳出血来才停。 但崔松旺来这儿，不只是为了忍，他是在用命取证。 他那双破鞋的鞋底里，藏着一枚微型摄像机，那是他唯一的底牌，也是最危险的东西。 只要被发现，他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每次借口上厕所、系鞋带，他都会飞快地调整角度，把镜头对准监工挥棍的瞬间，对准工友身上的伤口，对准那些已经麻木的脸。 他知道，一旦露馅，结局只有一个，情急之下，他假装摔倒，当场尿了裤子，刺鼻的骚味混着臭味一下子散开，监工嫌恶心，骂了句脏话就走了。 除了录像，他还用烟盒纸偷偷记东西：谁被打断了骨头，谁是从哪被拐来的，窑厂里有多少打手，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一条都没漏。 熬了十多天，他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眼神都开始发木，但他心里清楚，必须活着把这些东西带出去，机会终于来了，机器出故障，现场一片混乱，外面还下着暴雨。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拔腿就跑，鞋跑丢了，光脚踩在碎石和荆棘上，疼得钻心，身后是狗叫声和摩托车的轰鸣，有人在追，他一头扎进臭水沟，缩在芦苇里，雨水、污泥糊满全身，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从砖窑逃出来，他硬是跑了十多公里，又换了三轮车、大巴，兜兜转转，等见到接应的同事，这个一直硬扛着的小伙子直接瘫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他带回来的东西，成了撬开黑暗的铁证，鞋底里的录像，烟盒上的记录，一样不差。警方根据这些线索迅速行动，端掉多个黑窝点，三十多名被囚禁的劳工重见天日，那些平日横行霸道的监工和老板，全被戴上了手铐。 半个月的地狱生活，换来了几十个家庭的团圆，一身伤痛和极端的屈辱，换来了罪犯的清算，这笔账，怎么算都值。 那年夏天，给崔松旺留下了一辈子都抹不掉的印记，而对那些被救出来的人来说，那个在垃圾堆旁捡吃的、在工地上装傻的“流浪汉”，是真正把他们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人。 正义有时候来得很慢，但只要有人肯拿命去换，它就一定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