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到门口，一女犯突然趔趄摔倒在他身上，并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 刘石人正要扶她时，狱警走过来。刘石人只能怒骂：“找死啊，差点把老子撞到！” 刘石人嘴上骂得凶，手却悄悄攥紧了那团皱巴巴的纸，指腹隔着粗糙的草纸，能摸到里面硬邦邦的颗粒感。 他抬眼狠狠瞪了那女犯一眼，眼神里却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示意。那女犯叫林秋燕，入狱三个月，档案上写着“煽动民众滋事”，可刘石人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敌人随便安的罪名。 他见过林秋燕，前阵子她发高热，奄奄一息躺在草堆上，狱警嫌麻烦不肯送医，还是他偷偷摸出自己的退烧药给她灌下去。那时候林秋燕就盯着他，没说话，只是眼里淌着泪，把他递过去的破碗攥得死紧。 狱警凑过来，踹了林秋燕一脚，骂骂咧咧说她装死。刘石人赶紧收起心思，顺势把纸团塞进白大褂的口袋，故意把听诊器甩得叮当响：“看什么看？人都快死了，你们还折腾，回头上头问起来，有你们好果子吃！” 狱警被他噎了一句，不敢再多说，毕竟刘石人是城里派来的医生，不像他们是地头蛇，多少得给点面子。 刘石人强装镇定，给牢里几个病人简单看了看，指尖一直压着口袋里的纸团，那硬邦邦的触感像是烧红的炭，烫得他手心冒汗。他今年三十出头，原本是城郊的乡村医生，守着一间小药铺过日子。 去年冬天，敌人抓壮丁，他不肯帮忙伪造“体弱证明”，药铺被砸，老爹被活活打死，他自己也被押进监狱当差。他心里憋着一股火，却只能忍着，他知道，硬碰硬没用，活着才有机会报仇，才有机会做点有用的事。 回到自己那间霉味扑鼻的值班室，他反锁上门，掏出纸团，手抖得厉害。纸团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他小心翼翼展开，里面裹着三粒蜡丸，指甲盖大小，黄澄澄的。 他找了根缝衣服的针，把蜡丸挑开，每粒里面都裹着一小片油纸，油纸上用针尖刻着密密麻麻的字。 他凑着昏黄的煤油灯，一字一句看下去，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住，越收越紧。油纸写的是敌人的转移计划——三天后，要把牢里政治犯押送到城外的秘密据点，那些人十有八九是要被处决的。还有一串名字，都是牢里的同志，林秋燕的名字也在上面，后面标着“负责联络”。 刘石人瞬间明白了，林秋燕摔在他身上，根本不是意外，是赌命。她赌他不是坏人，赌他会帮她把消息传出去。 他坐在冰冷的板凳上，抽了一夜的烟。烟是从狱警那里蹭来的，呛得他直咳嗽。他不是没想过退缩，他已经失去了老爹，失去了药铺，他这条命是捡来的。 可他一闭眼，就想起林秋燕那双眼睛，想起牢里那些瘦骨嶙峋的人，想起老爹临死前抓着他的手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第二天一早，他去库房领药品，故意把药箱塞得满满当当，夹层里藏着那三片油纸。他知道，每天下午他要去城里采购药品，那是唯一能出去的机会。城门口有岗哨，盘查得严，可他有医生的证件，还有狱警开的条子，多少能方便些。 他走在城里的街上，看着满街的残垣断壁，看着面黄肌瘦的百姓，心里更沉了。敌人的军队在城外节节败退，城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抓人跟抓小鸡似的。他按照油纸上的指示，绕到城南的破庙，那里有个卖香火的老头，是接头人。 他把油纸塞给老头，老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从香灰里摸出一块银元给他。他没要，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破庙，心里默念：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把人救出来。 三天后，天还没亮，城外传来密集的枪声。刘石人在值班室里，听着枪声，眼泪掉了下来。他知道，那些同志得救了。 后来，他听说，林秋燕没能逃出来，她在转移的路上，故意制造混乱，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最后被敌人开枪打死。她才二十二岁，听说家里还有个年幼的弟弟。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刘石人重新开了药铺，取名“良心堂”。他常常坐在药铺门口，看着街上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笑得无忧无虑。 他总会想起那个1948年的清晨，想起那个摔在他身上的女犯，想起那三粒硬邦邦的蜡丸。 那些在黑暗里拼命传递光的人，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他们只是普通人，只是想让更多人活下去，想让这个国家变得好一点。 他们的名字可能不会被刻在纪念碑上，但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勇气，早就融进了这片土地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今天的国泰民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