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演员孙桂田花2.6万在北京故宫旁买了一个四合院，后来她又陆陆续续买了几套房，没想到，年老后，这些房子成了她痛苦的根源，80岁的她仍无法安享晚年。 孙桂田出生在1942年的一个富裕人家，父亲是颇有身家的商人，前两房妻子无子，她这个第三房所出的女儿自然成了全家的心头肉。 可十岁那年，母亲早逝、父亲又意外离世，家境急转直下，昔日被捧在手心的千金小姐，很快跌入生活的谷底。 在舅舅的安排下，她离开西安，只身去剧组谋生。后来走进婚姻，两段感情都以净身出户告终，三个孩子都由她一个人拉扯长大。她白天经营小店，晚上排练演出，钱永远不够用，最艰难时抱着小女儿站在护城河边，险些一了百了。 转机出现在中年之后。先是凭借多年的舞台经验站稳脚跟，1980年前后，她把攒下的6000元再加上东拼西凑借来的2万多，凑出2.6万，在故宫旁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买下了一座四合院。别人都觉得她“脑子进水”，她却坚定地告诉孩子们，有了这个院子，以后总算有了真正的家。 四合院买来时又旧又破，她一边在剧团排练演出，一边往工地跑，挑家具、买装饰，在院子里种上爬山虎和花草。夜里收工回家，推开门看到孩子在院里奔跑，她就觉得再累也值。那时她以为，自己所有的辛苦，终有一天会在这院子里换成一家人围坐的笑声。 1997年，冯小刚拍《甲方乙方》看中了这座院子，要来取景。她靠在门口看热闹，被导演一眼相中，顺势在片中演了“二舅妈”。 几场戏下来，她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55岁正式开启演员生涯。后来又凭《家有儿女》里慈祥又唠叨的姥姥一角成了“国民姥姥”，片约和片酬都一天天多起来。 朋友劝她，不如趁手里宽裕给孩子们多置几套房。 她先后又在北京中心地段买下几处四合院，又给大儿子、大女儿一人买了一套三居，还额外给儿子加了一套一居室、给大女儿安排了商铺，打算将最早那座陪自己打拼过来的老院子留给一直守在身边的小女儿。 她以为这样分配算得上公平，孩子们也能各有依靠。 谁知北京房价像坐了火箭，尤其是故宫边那几座四合院，身价一路涨到数亿。房子越升值，人心越不平。长女觉得自己是长子女，理应拿最多；儿子则搬出“家里唯一男丁”这一套，坚持四合院必须有他的一份。客厅里本该是团聚的饭桌，却一次次成了吵架的战场。 她反复解释，说自己以后会把更多积蓄给他们，夫妻、子女各有安排，可大女儿终究不肯让步，甚至撂下“不给房就断绝关系”的狠话，转身真就离家不再往来。有次在街上偶遇，孙桂田主动上前打招呼，对方却像看见陌生人一样扭头就走。 更沉重的打击是儿子患癌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她在灵堂外抱着骨灰盒哭到站不稳，屋里却依旧围绕着遗产争得面红耳赤。签调解书那天，儿子那一栏只能空着，她握笔的手止不住发抖。 年过八十，她依旧守着当年用2.6万买来的老院子。院子不大，墙上挂着旧字画，阳台堆着旧箱子。老朋友来访，她就端出一碗清汤面、一块烧饼，身上起球的毛衣穿了又穿，也舍不得更新。小女儿伴在身边，可一家人吃饭时，常常各自低头刷手机，连几句家常话都难得说上。 她一有空就坐在院里的老树下发呆，有时喃喃自语，如果当年没有买这座四合院，是不是母子几人还能好好坐在一起吃饭。 她试图挽救局面，立过“谁孝顺就多给谁”的遗嘱，又把几处院子设成信托，只允许孩子们拿租、不准卖房，还捐出一大笔钱帮别人打继承官司，说自己吃过这份苦，不愿旁人再为房产反目成仇。 可那些因利益撕裂的关系，终究难以修复。有人感叹，是几套价值数亿的房子毁了她的晚年，而她心里最清楚，真正把家推开的，不是房子，而是人心里那点越来越大的算计。 她常说，自己这一生最不值的，并不是早年吃的苦，而是辛辛苦苦为孩子置下的房产，最后却成了把亲情割开的刀。 房子还在，家却散了。这个曾经在舞台和银幕上给无数人带来欢笑的“国民姥姥”，在故宫城墙下的一方老院里，用自己的晚景默默提醒世人，最难守住的从来不是几套房，而是一张能让一家人心平气和坐在一起的饭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