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过日本公共电视台表示，中国决定对日本两用物项实施管制是不可接受的。 她强调说：“这些措施只针对我们国家，违背了国际惯例，这是不可接受的。” 显然，日方要求中方撤回该措施的努力失败了，所以高市不得不站出来发声。 高市早苗政府所谓“措施只针对日本”的说法，刻意模糊了中方行动的核心指向——不是针对日本这个国家，更不是针对正常的民用贸易，而是精准指向那些可能助力日本军事扩张的物项和用途。 这一切的导火索，是高市早苗本人及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挑衅：不仅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甚至释放出武力介入的信号，这种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早已突破了国家间相处的底线。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防卫预算正持续暴涨，2026财年的总额已达9.04万亿日元，较2018财年增幅接近70%，军力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若放任两用物项流向日本军事领域，无疑是对自身安全的漠视，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坐视这种风险持续累积。 所谓“违背国际惯例”的指责，更是站不住脚的强词夺理。对两用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本就是国际社会维护国家安全和履行防扩散义务的通行做法，美欧等主要国家都在践行这一原则，瓦森纳安排等多边机制也早已将相关物项纳入管制范围。 中方的行动完全有据可依，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国内法规，也契合WTO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世贸组织相关官员也明确表态中方措施符合国际规则。 更关键的是中方已明确划出边界：管制仅针对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涉及正常民事用途的贸易不会受到影响，这种精细的区分恰恰体现了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与日方此前泛化管制、阻碍正常经贸合作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日方之所以急于要求撤回措施，核心在于中方的管制精准击中了其“寓军于民”体系的要害。日本战后清算不彻底，许多企业源于战前财阀体系，虽披着民用企业的外衣，却长期深度参与军事技术研究和装备生产。 三菱重工、三菱电气等企业早已成为日本防务订单的核心承包商，就连频繁干扰中方演训的F-15战斗机，也是由三菱重工授权生产的。而这些军工生产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两用物项：端羟基聚丁二烯是导弹推进剂的关键原料，钨粉可用于制造穿甲弹芯和航空发动机，稀土更是雷达、制导系统等尖端装备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 中方的管制相当于切断了日本军工体系的“原料命脉”，这才是高市早苗政府急着发声的真正原因。 从经贸互动的脉络看，中方的措施更是对日本长期遏制行为的合理反制。早在2023年，日本就加入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阵营，限制23种先进制造设备出口，2024年又进一步扩大清单、收紧审批，导致东京电子等企业在华营收大幅下滑。 2025年中方对镓、锗实施管制后，日本半导体供应链已遭受冲击，此次覆盖900余种物项的管制，更是让日本产业界陷入恐慌。 据测算，若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中断，日本实际GDP可能下降1.3%至3.2%，运输机械行业产出降幅或达17.6%，就业人数也将减少近百万。这种后果并非中方刻意为之，而是日本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必然结果。 高市早苗政府的抗议和指责，终究掩盖不了自身的理亏之处。中方的措施不是“突然出手”，而是在日方多次无视警告后的必要回应；不是“违背惯例”，而是遵循国际规则的正当行动；不是“针对民用”，而是精准打击军事扩张的风险源头。日方要求撤回措施的努力失败，本质上是其错误行径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体现。 当前日本产业界已出现减产、库存告急的困境，全球供应链也在随之重构，这些现实都在警示日方：试图以政治私利绑架经贸合作、以军事扩张挑战地区安全，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利益。中方始终敞开对话的大门，但前提是日方正视错误、撤回不当言论，否则后续反制措施的升级只会让日本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