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开国少将丁盛逝世。上级规定追悼会上，不准称他为“同志”、“老红军”和“老八路”。然而，当他的数百位老战友、老部下赶来吊唁，抬头看到灵堂上他名字后面的两个字时，无一不痛哭不止。 1999年10月7日，广州黄花岗殡仪馆内，躺在灵柩里的并不是什么普通老翁，而是曾经威震四方的开国少将，他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悍将，是打崩印度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曾先后执掌广州、南京两大军区。 按理说，送别的挽联上该写“同志”，该称“老红军”或“将军”，可最终留给世人的，唯有这去政治化的、显得格外凄清的“老人”二字。 那一刻，当老部下在灵堂外嘶吼着“司令员”时，这穿越时空的称呼仿佛瞬间将人们拉回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丁盛面对的是号称二战中击败过“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印度主力第四军，丁盛指挥部队如同雷霆乍惊，直接给了这支“王牌军”毁灭性打击，战果之辉煌，就连当时的西德媒体都惊叹其部队“如风卷残叶”，香港舆论更是直言这一仗打得“潇洒之极”。 这种“敢把天捅破”的劲头，早在1949年的衡宝战役中就显露无疑，当时林总已经在电报里下令各部止步，唯独丁盛率领的135师“不听话”，孤军深入敌后160多里。 林总急得以为他是“羊入虎口”，毕竟四周是白崇禧布下的四个精锐师，结果丁盛硬是在重重包围中坚持了七天七夜，把敌人搅得四面开花，逼得大部队回过头来围歼，最终一口吞掉了桂系主力。 事后清点战场，他的左臂上还嵌着弹片，正是这种不管不顾的“疯劲”，成就了他的一代战名。 然而，丁盛打仗讲究穿插迂回、胆大心细，可到了复杂的政治棋局里，他却显得过于直来直去，甚至可以说有些“天真”。 他的秘书回忆，这位司令员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当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来临，这种性格注定了他要吃大亏。 1976年8月8日那个闷热的夏夜，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去上海出差，本来只是去探望老战友廖汉生，结果当晚在延安饭店，马天水、徐景贤等三人不请自来。 那扇紧闭的房门内究竟谈了什么？这成了后来定罪的关键，对方后来的供词咬定是在密谋“调动60军”、“准备打内战”，而丁盛至死都坚称那只是一场毫无机密的闲聊，可惜，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辩解。 1982年，处分令下达：开除党籍、军籍，一夜之间，他从叱咤风云的大军区司令，变成了无职无权的平民，行政级别被撸到了团级以下，连北京的住所都被收回。 晚年寓居在南方，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的老人，生病要去医院排队蹲门诊，甚至连住房问题都需要聂荣臻元帅亲自批示才得以解决。 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里，老战友在街头偶遇他，还会下意识地敬礼喊“司令”，常常引得老将军泪洒当场。 被剥夺了一切头衔的丁盛，晚年最放不下的不是物质待遇，而是那张被注销的“党员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其实很清醒，当年毛主席让他出面保琼崖纵队的冯白驹，他二话不说就照办。 即便到了被开除党籍、只能住在干休所的日子里，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党和毛主席的坏话，这老头子立马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挥拳头要和人干架，他常说，哪怕组织上不认他，把脑袋砍了，他的心也是红的。 就在去世前几年，为了弄清1976年那个晚上的真相，他曾给人寄信求证，希望能等到徐景贤的一句真话，结果石沉大海，那天，他在院子里枯坐了一整天，最终对老伴叹了口气：“算了，不折腾了。” 1999年9月25日，弥留之际的丁盛突然精神恍惚起来，护士听不懂他在嘟囔什么，但守在床边的儿子听懂了，那是老人17岁参加红军时学会的第一句口令，也是他灵魂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他在反复喊着：“通讯员！通讯员到！”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潜意识里依然不是什么“丁盛老人”，而是那个等着冲锋号响的战士，哪怕灵堂上的横幅没能给他一个官方的定论，但那一副挽联写尽了他的一生：“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人皆称落难英雄。” 主要信源：（军视网——《开国少将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