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1998年12月，台湾桃园地方法院庭审现场，袁斌低着头，双手在被告席下攥成拳头。 法官当庭宣读起诉书，念到“以暴力劫持民用航空器，危害公共安全”时，他的肩膀明显颤抖了一下。 旁听席上没有声援，只有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和偶尔传来的乘客家属的抽泣。 没人能将眼前这个神色颓败的被告，与半年前国航最年轻的机长联系起来。 1986年，18岁的袁斌拿着民航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次走出家乡的小县城。 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临行前，父亲把攒了半年的工资塞给他，反复叮嘱“好好学，将来出人头地”。 1992年毕业考核，他的实操成绩全年级第一，直接被国航录用，成为同期唯一不用实习就可跟班飞行的新人。 短短六年，他从副驾驶晋升为机长，30岁的年纪，月薪已经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十倍。 单位分给的两居室在三环内，妻子徐梅在附近中学当老师，每天下班回家都能做好热饭等他。 邻居们都羡慕这对年轻夫妻，说袁斌“年纪轻轻就站稳脚跟，前途不可限量”。 这份旁人眼中的圆满，却在1998年秋天出现裂痕。 国航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启动，单位公示的名单里，比袁斌晚入职两年的同事都分到了三居室。 他拿着名单找到科室主任，办公室里，他把水杯往桌上一放，水溅出来打湿了名单边缘。 “我年年飞行安全标兵，论贡献论技术，哪点比不上别人？”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主任递给他一杯水，解释房源有限，政策倾斜给工龄二十年以上的老员工，承诺下次分房优先考虑他。 袁斌没接水杯，转身就走，出门时差点撞到门口的文件柜。 那之后，他的飞行状态明显不对。 有次执飞北京到广州的航班，他因为走神，差点错过降落航道，被副驾驶及时提醒才挽回。 单位察觉后，安排他暂时停飞，转入新飞行员培训组。 这份正常的岗位调整，在袁斌看来成了“打压”。 也就是在这时，他从老同事的闲聊中听到了旧闻：八十年代有飞行员劫机去台湾，得到了一笔安置费，还安排了工作。 这个信息像一颗种子，在他失衡的心里发了芽。 他开始偷偷查台湾的航空相关信息，甚至找借口向飞过台湾航线的同事打听落地流程。 徐梅发现了他的异常，翻到他藏在书柜里的航线图时，吓得连夜劝他打消念头。 “那是犯罪，要坐牢的！”徐梅抱着他的胳膊哭。 袁斌却已经钻了牛角尖，他拍着胸脯保证：“我是专业机长，他们肯定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到了那边咱们就能住大房子，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1998年10月28日，袁斌执飞北京飞往缅甸的CA905航班。 徐梅以普通乘客的身份坐在经济舱，登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张字条，字里行间满是不安。 飞机进入平流层后，袁斌借口“检查设备”，打开驾驶舱门让徐梅进来，随后反锁了舱门。 “改航向，飞台湾。”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手指已经放在了操纵杆上。 副驾驶急得满头大汗，反复强调“这会害了一飞机的人”，却被袁斌用“不配合就机毁人亡”威胁。 飞机偏离航线的那一刻，地面控制中心就发现了异常，反复呼叫无果后，迅速启动紧急预案。 当飞机进入台湾空域，两架军机立刻升空跟踪，经过紧急协商，台湾方面同意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 舱门打开的瞬间，袁斌以为会有“接应的人”，没想到迎面而来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 他和徐梅当场被控制，被带出机舱时，他不敢看乘客们愤怒的眼神。 庭审现场，袁斌的辩护律师试图以“情绪失控”“认知偏差”求情。 但检察官出示的证据链清晰：提前准备的航线图、徐梅登机前的字条、副驾驶的证词，还有飞机通讯设备被人为关闭的记录。 1999年1月，法院当庭宣判，袁斌因劫持航空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徐梅作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6年。 入狱后，袁斌被分配到监狱工厂做工，每天重复着组装零件的工作。 他很少说话，只有在收到家里寄来的孩子照片时，才会对着照片坐一下午。 2013年，袁斌刑满释放。 走出监狱大门，他发现自己早已跟不上时代，手机支付、高铁购票都要别人帮忙。 袁斌找过几份工作，都因为有犯罪记录被拒绝，最后只能在工地打零工，每天扛水泥、搬砖块。 曾经的飞行执照早已过期作废，他再也没靠近过机场。 2023年，有记者在一个建筑工地见到袁斌，他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头发已经全白，脸上刻满了皱纹。 被问到当年的事，他只是低下头，声音沙哑地说“后悔也没用了，路是自己选的”。 主要信源：（西部文明播报——1998年，机长袁斌因不满分房，携妻子劫机逃往台湾，结局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