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延安卷烟厂快垮了。工资发不出，几十万箱烟堵在仓库里卖不掉，整个厂子死气沉沉。 那时候的厂长姓刘，五十来岁，以前在车间干过挡车工，后来一步步熬到管理层。他每天早到晚归，蹲在仓库门口抽烟，盯着那一排排落灰的纸箱——那是积压了三年的“延安牌”，烟盒上还印着宝塔山的图案，可经销商连电话都不肯接。工人也没精气神，车间里的机器三天两头停，有的师傅干脆去外面打零工，回来就把工具往墙角一扔：“反正干了也白干，不如歇着。” 其实问题早露苗头了。八十年代末，延安卷烟厂的“延安牌”还算畅销，陕北的老烟民都认这个牌子——劲大、味冲，抽一口像喝了碗热辣的油泼面。可到了九十年代，外头的烟越来越多，云南的云烟带着清香，上海的牡丹裹着甜润，连河南的红旗渠都开始搞促销。 延安卷烟厂却还守着老配方，包装十年没换，广告也就是每年在《延安日报》登半版豆腐块。刘厂长不是没想过改，可厂里的技术科就三个老技工，连电脑都不会用，想调配方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销售科的人更愁，跑遍陕西的县城，经销商都说：“你们的烟太‘土’，年轻人不爱买。” 转机出现在那年秋天。省烟草公司派了个调研组下来，组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叫陈默，以前在深圳做过市场。他没先听汇报，而是蹲在车间跟工人聊天，又跟着送货车跑了三天陕北农村。 回来那天，他在会议室拍了桌子：“咱们光盯着老烟民不行，得找年轻人的痛点！”他翻出笔记本，上面记着走访的细节——有个二十岁的娃说，“延安牌”的烟盒太严肃，不像城里人抽的；有个小卖部老板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带点香味的烟，比如薄荷味、果香味。 刘厂长一开始还有顾虑：“加了香料，老烟民会不会骂我们不地道？”陈默笑了：“您忘了，当年您的师傅也是把原来抽旱烟的人拉过来抽机制烟的，变才是活路。”他们先试了低焦油版本，把烟碱量从1.2降到0.8，又在烟丝里加了点甘草提取物，抽起来没那么冲，还带点回甘。包装也换了，原来的红底金字改成蓝白渐变，印上简化版的宝塔山，旁边加了行小字“致敬每一段奋斗的路”。 最难的是打开销路。陈默带着销售科的人去了西安的高校，在西北大学门口摆了个小摊，免费给大学生试抽。一开始没人理，直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抽了一口，说：“哎，这烟不呛，比我在网吧抽的十块钱一包的好。”旁边的女生凑过来：“包装挺好看的，能拍照发朋友圈不？”就这么着，试抽的队伍排了半条街，当天就收了三百多个订单。后来他们又找了几个本地的网红博主，拍了条视频——“陕北小伙带你抽最有故事的延安烟”，播放量破了十万。 三个月后，仓库里的积压烟卖了三分之一，工人的工资按时发了。车间里的机器又开始嗡嗡转，师傅们擦着机床说：“这才像个干活的样子。”刘厂长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报表上的数字，手有点抖——那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睡踏实觉。 可没高兴多久，新问题又来了。外省的烟厂见延安卷烟厂起来了，开始降价抢市场，有的地方甚至卖得比他们还便宜五毛钱。陈默又琢磨出新招：不搞低价竞争，主打“情怀牌”。 他们在延安的各个红色景点设了体验店，游客买了烟可以盖纪念章，还能听讲解员讲“延安牌”的故事——当年毛主席在延安抽的就是类似的烟，后来厂里为了纪念那段日子才注册的商标。这一招还真管用，不少游客买了烟当伴手礼，说“带回去给朋友尝尝，这是有历史的东西”。 到了1995年底，延安卷烟厂不仅扭亏为盈，还成了陕西烟草的“黑马”。刘厂长退休的时候，全厂职工都去送他，有人递给他一包新出的“延安青春版”，说：“厂长，您尝尝，这烟比您当年抽的还顺。”他拆开烟，吸了一口，眼睛湿了——不是因为烟好抽，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终于活过来了，不是靠运气，是靠敢变、敢试。 现在回头看，1994年的那次危机，其实是给延安卷烟厂敲了个警钟。老品牌要想活下去，不能抱着过去的功劳簿吃老本，得懂年轻人的需求，得会讲故事，更得放下架子去学新东西。就像陈默后来说的：“市场不会等我们，只有我们追上市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