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毛主席外出视察，有三个人是必须要陪同。第一个是杨尚昆，第二个是罗瑞卿，第三个是滕代远，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老搭档。滕代远为什么也跟随？他是铁道部长。毛主席一般乘坐火车出行。 那几年，毛主席坐火车下去看地方，身边常见的三张脸很固定：杨尚昆管机要，罗瑞卿管警卫，还有一个话不多的中年人，铁道部长滕代远。 时间往前倒，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日，他生在湖南麻阳的山村，家境普通。 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出头就把命系在这条路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爆发马日事变，他时任中共长沙郊区委员会书记、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正在韭菜园圣经学校主持农会，外面枪声骤起，他当场停会，组织人抵抗、分路突围，带着一批骨干挤出包围。 事后敌人贴出布告，悬赏三千大洋捉拿“滕书记”，又拉队挨家搜捕，他在群众掩护下辗转藏身，多次脱险。 一九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彭德怀、滕代远在平江举事。 起义成功后，他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他任党代表。 八月起，红五军在湘鄂赣同敌军周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赶到宁冈，与朱德、毛主席率红四军会师，井冈山多了一支硬骨头。敌人随即对井冈山实行经济封锁，毛主席、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南下赣南、闽南出击，彭德怀、滕代远带红五军留下守山。 一九二九年一月，敌人大兵压境，井冈山失守。 两人带五百多人突出重围，转到赣南于都，保住了红军种子，五月前后又折回井冈山一带。 之后，红五军回到湘鄂赣，同当地游击队会合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在这一片山水间撑起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八月，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的队伍，就这样从山沟沟里拧了出来。 长征之后，他又被推到更远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夏天，他受党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作《保卫自己和独立》发言；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化名“李光”出版十多万字的《中国新军队》，比较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央红军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按中央指示从新疆回到延安。 毛主席见面就点名，说任命他当军委参谋长，不加“总”字，八路军、新四军都要管。 军委参谋部一局，也就是作战局，从此成了他手里的“神经中枢”，敌、伪、友、我四方的部署和动态都要先汇总到这里。 前线来电一律先送到他案头，译电原稿也要附上，由他批示后再交各部门办理，结果必须回报；他还要求一局天天做分析，经常写综合报告，经他审阅后送给毛主席、王稼祥等军委领导，让大战役先在纸上“走一遍路”。 一九四〇年五月，他再兼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副校长、副政委。抗大离前线很近，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他从总校抽出六百多名师生组成阻击部队，在洪岭、三十亩地等地迎战。 有的连队离敌人只有一两公里，学员和日军只隔一个山包，白天在山洼上大课，在山坡练战术，敌人压上来黑板一收人就上阵，打完仗再回来复盘，“战斗就是学习，学习也是战斗”成了口头禅。 他还常说，抗大的教学好不好，要看真刀真枪的战场，对面的敌人才是评分员。 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二年，抗大总校在他主抓下培训出万余名学员，“严、实、深、细”也成了他的标签。 解放战争打到后段，新的任务落到他肩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宣读中央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还对代表们笑着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说的就是滕代远。 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他担任铁道部长，在借鉴苏联铁路建设经验的同时，先后主持运输、调度、工程、机务、运价、财务等会议，把分散的管理权收回来，建立起分级管理、统一调度的全国铁路新体制。 武汉长江大桥，是他在铁道部的一道大考。 修建时，基础工程到底沿用干了一百多年的“气压沉箱法”，还是采用“管柱钻孔”新方案，意见争得很厉害。他带人反复勘测、比算，一咬牙顶住压力，否定前者，支持后者。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桥梁横跨长江，火车在桥上长鸣而过，大桥被评价为经济、美观、稳固、安全，设计使用年限一百年，这一下把路子彻底改了过来。 当了部长，他身上那股往下跑的习惯没改，经常钻到铁路一线。 这么一路看下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坐火车外出时，总要把这位铁道部长也叫到车上。杨尚昆守机要，罗瑞卿管安危，他盯着线网和行车，把从红五军、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一路练出的眼光，用在两条钢轨上。 列车缓缓出站，车厢里三个人各有分工，中国这趟长路，也多了几分稳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