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肖劲光要被枪决，毛泽东当众大吼：谁敢动他！ 那张写着“枪决”的纸扔在桌上时，屋里静得出奇。 要被处置的，是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肖劲光，一个在前线和敌人拼命的人，被扣上“不战而弃城”的罪名，说要拿他开刀。 那时候的黎川，是广昌东北一带的要紧地方，挨着武陵山，是从江西往福建去的东大门。 敌人压上来的是三个师，城里能动的红军主力只有七十多人的教导队，再加上零零散散的地方武装，撑起防线，怎么看都像用鸡蛋顶磨盘。 敌人炮一响，城墙就跟筛子差不多。 地方武装没经历过几回硬仗，有的慌了神，有的心里直犯嘀咕。 肖劲光一边稳人，一边看着形势往下滑，心里清楚，留在城里，就是给三个师做靶子，只能咬牙下令撤出黎川，先把人保存下来。 城一丢，话头就变了。上边看报表，看电报，看地图上的红蓝箭头，对底下的人有时候就只剩一行字：“不战而弃。”有人火气大，有人正好借题发挥，“博、张二人”一合计，定了个最狠的主意，要按军法，把这个政委送上枪毙名单。 后来李某在《中国纪事》里提到这件事，说他“仓皇撤退”，“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摆布”。 纸上那几行字很锋利，却把当时的兵力对比、弹药情况全抹平，只剩一个结论：该杀。 要杀人，总得有人签字。 这样的判决书要摆到毛主席案头。 毛主席把纸拿起来看了一圈，知道黎川是个什么地方，也知道那一带红军手里有多少家底。有人劝，说这次必须严惩，不然部队不好带。毛主席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撂，只丢下一句：“打击他是为了为难我，我看谁敢动他。” 这话一说，味道就变了。 黎川那条防线，本来就不是肖劲光一个人能定，真正该反思的是整盘棋，有些人偏盯着前线那个签命令的人。 军事法庭还是开了。 审判那天，肖劲光被押到台前，罪名一条条念，他没有点头，只是把兵力数字、敌人火力、城墙漏洞、地方部队能撑多久，全给摊开。 李某坚持要重判，最后宣了五年徒刑。 毛主席不放心，到总部问情况。听完介绍，他当场发火：“人家在前线流血流汗，就因为打了一次败仗，失了一座城就要审判，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敢打仗？”这话摆在那儿，谁都接不下去。五年徒刑压到纸面上，转了一圈，只剩下一个月关押。 关在里面那段日子他睡不安稳。 外面炮声不断，里面一片沉闷，只能翻来覆去想那几天的决断，是不是还有别的路。 贺子珍来看他，把毛主席的话带给他：“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几句话把他心里那口闷气顺了一截，也把“临阵脱逃”的帽子从战术上扔了出去。 往前翻，这个人的底子并不薄。1903年生在湖南长沙，1917年进长郡中学，五四时跟着同学上街参加爱国运动，眼界就撑大了。1920年，他和任弼时一道，进毛主席等人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从那起接触马克思主义。 不久组织选他去苏联，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 他功课门门是“优”，更在意的是怎么把书本搬到战场，又跟同学改报红军军事学校，把军事这一行学扎实。1922年底，他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一辈子的向往压在入党志愿上。 回国以后，他在安源路矿做工会工作。 1925年迈进军界，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党代表，广州国民政府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1927年，他再去苏联，进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系统学军事指挥。 1931年，宁都起义部队改编成红五军团，他接过政治委员的担子。 刚接手时，队伍里人心不稳，他挨个做思想工作，把这支部队从一盘散沙拉成一股绳。跟着毛主席打赣州、漳州、水口，几仗下来，红五军团成了有名的劲旅。 第四次反“围剿”，他指挥黄陂伏击战，一口气咬下敌军两个师的大部，那一仗打完，很多人才发现，这个政委不光会做政治工作，脑子里还有一套战术盘算。 毛主席后来才说那句：“你可是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 黎川风波过去，人还是那个人，身上多了一道疤。解放战争打响，他又被推回前线，指挥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这些硬仗。再往后，平津战役、衡宝战役，他都在关键地方指挥。 1949年10月，衡宝那边的硝烟刚散，毛主席已经从北京发来电报，让他进京一趟。 新中国要建海军，需要有人挑这个头。 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他，上船还容易晕，可毛主席看中的不是他晕不晕船，而是几十年攒下来的那点真本事，还有对路线的那份死心塌地。 从长郡中学到莫斯科课堂，从黄陂伏击战到黎川撤退，这一路写满一个军人的起落。 在纸面上他一度成了“失城之将”，在战场上他肯把命压上去，毛主席那句“我看谁敢动他”，说的就是这点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