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四架“美军战机”逼近我国导弹营驻地，营长陈辉亭连续7次抗命拒发导弹，事后称“处罚就处罚吧！反正不能打！”他却没受处罚。 1968年，对于守卫在中国边境线上的防空兵来说，是一个被冷战阴云死死笼罩的年份。北面的中苏关系已至冰点，南边的越南战场炮火连天，美军的战机更是频繁试探。 在这种“除了自己全是假想敌”的高压态势下，内蒙古戈壁深处的防空导弹营如同紧绷的弓弦。对于营长陈辉亭而言，比“打不到敌人”更可怕的噩梦，是“打错了人”。 三年前，也是因为雷达误判，一场悲剧导致误击自家友军，十二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如同钢印般刻在每一位指挥员脑中。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要再次考验这位从山东走出来的硬汉。 那天，凄厉的警报声撕碎了营区的宁静。作为当时全军“千里眼”的担当，S-75导弹系统的雷达捕捉到了四个极为诡异的目标。它们正以800公里的时速，从充满敌意可能的空域直扑防空阵地。 在战备等级森严的当下，这一动向足以触动最敏感的神经，上级的命令几乎顺着电波即刻下达：“目标性质不明，立即按敌机处置，开火！” 发射按钮就在手边，十几名年轻战士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指挥席上。但在那决定生死的几十秒里，陈辉亭死死盯着雷达屏幕上那四个幽灵般的光点，不仅没有下令发射，反而在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这四个光点，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子“怪异”。 按照常理，如果是美军当时主力的F-4“鬼怪”式战机来袭，必然会伴随强烈的电子干扰，雷达屏幕早就应该雪花一片。可现在的目标信号清晰稳定，丝毫没有战术干扰的迹象。 更反常的是飞行姿态：敌机突防通常讲究分散掩护、蛇形机动以规避火力，可这四个目标排着整整齐齐的纵队，间距只有二百米，既不拉升也不俯冲，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像火车头一样直线猛冲。 这哪里像来拼命的敌军？倒更像是一群迷路的“瞎子”。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目标距离营区已闯入“不可逃逸”的杀伤范围。上级的催促一次比一次严厉，甚至升级到了严厉的警告：“延误战机，军法从事！”耳机里充斥着让他开火的怒吼，整整七次。这不仅仅是抗命，这是拿着全营官兵的前途甚至是脑袋在做赌注。 “再等等！”陈辉亭甚至直接按住了雷达操作手的手腕。他在脑海中疯狂搜索——这种高度不稳定、一会儿三千米一会儿五千米的飞法，让他联想到当天可能在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自家航空兵团。 尽管指挥部此前信誓旦旦地确认没有我方飞行计划，但陈辉亭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一边命令标图员重新测算航向与我方歼-6战机的巡逻路线是否重合，一边孤注一掷地让通讯员切入军用公共频率进行盲呼，同时死死盯着目标是否有回应的动作。 在目标逼近到肉眼几乎可见的距离、导弹保险已经全开的最后关头，陈辉亭做出了第七次、也是最决绝的抗命：“再等30秒！如果目标没有敌对攻击动作，我负全责！” 也正是这多争取的半分钟，将十二名飞行员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 暗夜中，四架战机仿佛听懂了地面的呼唤，机翼下突然闪烁起了识别灯，紧接着机身猛然拉高，在夜幕中划出了那一抹属于自己人的熟悉轨迹。 雷达屏上的信号终于从“敌机”跳变成了“友方歼-6”。原来，这正是四架因导航故障偏离航线的战机，如果刚才那四枚导弹呼啸而出，这四架正准备迫降的战机将毫无还手之力。 事后查明，这是由于空军某部未及时通报飞行计划变动，导致的信息链断裂。一场几乎重演三年前悲剧的“乌龙”，因为前线指挥员在高度紧张中的冷静推理而被化解。 陈辉亭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当调查组进驻营区时，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违抗军令”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嘴里念叨着：“处罚就处罚吧，反正不能打自家人。”但来自军区的最终批示只有力透纸背的八个字：“头脑清醒，应予嘉奖。” 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峙，最后甚至被写进了军校的复盘教材。它不仅仅关于勇气，更在于它揭示了现代战争中一个极具张力的命题：在钢铁与电子构成的战争机器面前，人脑的专业直觉与敢于承担责任的“抗命”，有时比机械地执行程序更为珍贵。 为了防止此类险情再生，军方随后迅速建立起了地面防空与航空兵部队之间的直通联络专线。 那位曾准备受罚的营长后来仕途坦荡，但对于他来说，那个夜晚最大的奖章，或许是后来那四位专门跑来向他敬礼的歼-6飞行员——那是十二条鲜活生命对于“冷静”二字最沉甸甸的谢意。 主要信源：（中央电视台重点创新节目——《国家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