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留给朱德巨额遗产，临终遗言，灵魂只有在中国才能安宁 1950年4月，一位面容憔悴的女士悄然走进了伦敦牛津医院。她就是曾经驰骋中国革命一线的国际记者，史沫特莱。 临终之际，她留下了一份令人震撼的遗嘱：将所有遗产赠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还要求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 一个美国女子，为何会将中国当作心灵归宿？又为何会把遗产留给朱老总？ 1892年，密苏里北部一户农家，这个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婴儿诞生。 她的父亲是一名矿工，整日与灰尘、炸药、铁锹为伍，矿区的生活极其艰辛，沉重的工作让父亲性情暴躁，每当他踏进家门，满身泥土汗臭味时，往往也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喝酒成了他的逃避手段，而酒后的怒火，则成了全家最难熬的夜晚。而母亲身体孱弱，洗衣、做饭、看门、替人缝补衣裳，只要能换来几个铜板，她都默默做着。 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史沫特莱度过了童年。10岁的她就得凌晨四点踩着结冰的街道送报纸，没接受过完整教育，却在矿工罢工的呐喊里看清了阶级的鸿沟。17岁离家出走，火车上被乘警驱赶时，躲在煤车厢里用铅笔头写下心愿：要记述那些被踩在脚底的呼吸。底层挣扎的经历，让她毕生都对受压迫者的解放抱有执念。 1928年末，36岁的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上海黄浦江码头，兜里只剩20美元的她，没选租界洋楼，反而搬进闸北漏雨的阁楼，和黄包车夫、纱厂女工做了邻居。彼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进步人士，西方媒体要么被收买，要么保持沉默，路透社甚至和国民党达成秘密协议，每月拿一万美元佣金刊发正面宣传。 她偏要撕开这层虚假面纱。四年间跑遍沪宁汉粤，采访陈独秀、宋庆龄、鲁迅等进步人士，将“五卅”血案、“四一二”屠杀等西方媒体不愿触碰的真相，写成电讯发往海外。洋文报纸上第一次出现“被砍头的中国学生”“被扔进黄浦江的工人”这样的标题，她也因此登上租界黑名单，却反倒得意：让那些坐在咖啡屋里的洋人，尝尝血腥味。 1930年见到鲁迅后，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她在赠予鲁迅的自传体小说扉页写道：“赠给鲁迅先生，对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献上敬意。”此后他们联合宋庆龄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敦促国民政府停止对政治犯的拷打屠杀。1932年起，她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中共秘密联络点，掩护从苏区转移的革命者，帮他们隐蔽文件、寻找医药，同时认真记录他们讲述的苏区故事。陈赓、姗菲等革命者的亲历，湖南耒阳老矿工口中387名遇难工友的英勇，都成了她笔下最鲜活的素材。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抵达延安。漫天大雪里徒步12天的她满身泥雪跨进窑洞，朱德正俯身研究地图，抬头一笑：“洋人同志，路上辛苦！”这一笑让她在日记里写下：我找到了兄长。她原本计划为朱德写传记，每周抽两三个晚上交谈，有时用中文，有时用朱德也懂的德语，闲暇时教大家跳弗吉尼亚土风舞，朱德总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旋舞起来踢得尘土飞扬。 抗战爆发后，她跟着八路军赴前线，成了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绥远、察哈尔的战场上，她忍受背部旧疾折磨，既做战地报道，又当急救员，在连自己都站不稳的情况下给伤员做紧急治疗。她积极呼吁国际援助，白求恩、柯棣华等医生正是在她的感召下来到中国。1938年被迫撤离时，她抱着朱德补丁摞补丁的军大衣哭到失声：“我回美国，可我的心留在黄土里。” 1941年回国后，她拖着病躯走遍美国47个州，做了600多场演讲，把延安的黄土、太行山的月光讲给每一个愿意听的人。演讲报酬一分没留，全寄回中国救济难童和伤员。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从收音机里传来时，她独自在纽约阁楼举杯落泪：“他们做到了！” 麦卡锡主义的席卷打破了这份喜悦。她被污蔑为“苏联间谍”，FBI抄家、吊销护照、出版社撕毁合同，贫病交加的她被迫流亡英国，住在没有暖气的地下室。胃癌吞噬着她的身体，却没磨灭她的执念。1950年弥留之际，她在遗嘱中明确：所有著作稿费、版税及1900美元政府债券，全赠予朱德；骨灰要和中国革命者葬在一起；葬礼不唱圣诗，只唱《义勇军进行曲》。 这份约合当时人民币30万元的巨款，朱德最终用来购买了外文科技书籍，填补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知识空白。1951年，她的骨灰被护送抵京，朱德亲自题写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并在墓前种下柏树：“外国人替中国说话，中国要替外国人留名。” 史沫特莱曾说：“我并非中国人，但我忘掉了我不是。”她的一生，是跨越国界的理想坚守，是对受压迫者解放事业的毕生践行。这份深情，早已超越国籍与种族，成为中外友好史上的珍贵印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