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带头的战士说：“你被捕了。”这位刚在绥远起义签字桌上写下名字的国民党中将，恐怕没料到自己的和平梦碎得如此之快。 三个月前还在起义通电上慷慨陈词的将领，此刻手铐的冰冷触感让他突然明白，有些选择一旦做出就没有回头路。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书还放在皮箱最底层，那是1924年的春天，和傅作义、白崇禧一起毕业时的合影早已泛黄。 蒋介石当年视察部队时拍着他的肩膀说“治军当如周亚夫”，这话他记了半辈子。 1936年归绥保卫战，他带着独立第7旅在大黑河沿线用骑兵游击战术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缴获的三挺九二式重机枪现在还摆在军事博物馆里。 1940年五原战役夜袭日军司令部，亲手击毙皇族指挥官水川伊夫的战功，曾让他在国民党军中风光无限。 1949年9月19日的绥远起义签字仪式上，刘万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当董其武在协议上落下最后一笔时，他口袋里的密电已经发往台湾保密局。 这种脚踏两条船的把戏，在那个年代的军政人物中并不少见，但他忘了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釜底抽薪。 三个月后《奋斗日报》社的枪声，让他安插在36军的27名军统特务彻底暴露，机要秘书王世鑫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华北军区军法会议上，17位将领联名建议判处死刑。 聂荣臻拿着卷宗在办公室踱步，窗外的玉兰花正落得满地都是。 他想起毛泽东在西柏坡说过的话：“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这句话救了不少人的命，包括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写《绥远兵乱反思报告》的刘万春。 1959年特赦令下达时，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菜园里锄草，土埂上的南瓜花黄得刺眼。 1973年内蒙古文史馆的采访本上，72岁的刘万春第一次承认曾计划在抗美援朝期间发动兵变。 钢笔在纸上洇开的墨团，像极了当年归绥城头升起的硝烟。 他说最后悔的是没把保定军校的校训刻在心里“守信、守时、守责”，这三个词他用前半生践行，又用后半生忏悔。 如今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那挺九二式重机枪的弹链还保持着战斗状态。 旁边的说明牌写着“1936年绥远抗战战利品”，却没提缴获者的名字。 就像历史总是记得英雄的功绩，却常常忘记歧路上的背影。 刘万春在功德林种下的那棵苹果树，每年秋天都会结满果子，看守说那是整个院子里长得最旺的一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