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主席躲进农妇家。没想到，敌人搜查时，农妇却说：“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家！”然而，就是这一句话，26年后，她收到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黄袍山深处的泥土里，埋着黄菊喜五个儿女的忠骨，也藏着一位母亲‘把小家让给大家’的大爱。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曾用骨肉换革命希望的母亲，拒绝了政府安排的城里优渥生活，执意守在老家的土屋里。 她把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分成两份，一份悄悄补贴给村里失去亲人的困难户，一份用来购买农具，跟着乡亲们一起下地劳作。 有人劝她摆起功臣的架子，享受应有的待遇，她总是沉下脸反驳：“功劳是牺牲的孩子们和战士们的，我只是做了该做的。” 她从不主动提及舍子救主的过往，哪怕村里孩子围着要听故事，她也只讲红军战士冲锋陷阵的英勇，绝口不提自己的付出。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低调，和她当年舍子救主时的决绝一样，都是深入骨髓的品性。 1933年那个危急时刻，除了将小儿子推向特务，黄菊喜还做了更缜密的安排。 在把毛主席藏进地窖前，她先让儿媳把地窖里的红薯、土豆清理出来，铺上新晒的稻草，又在窖口盖好木板，撒上一层泥土，伪装成普通的储物地窖。 特务搜查时，她故意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糙米打翻在地，趁着特务哄抢的混乱，悄悄把地窖的透气孔用柴草堵严，避免动静暴露目标。 小儿子被抓走后，她强忍着悲痛，还主动给特务带路搜查其他农户，实则悄悄用方言给乡亲们传递“藏好东西，别乱说话”的信号。 直到特务带着“战果”撤离，她才瘫坐在地，用袖子擦去眼泪，第一时间跑到地窖，给又饿又闷的毛主席送去温水和干粮。 这份临危不乱的沉稳，早已在长期的革命支援中练就。 在送五个儿女参军前，黄菊喜就已经是红军的“编外后勤兵”。 她牵头组织村里的妇女成立担架队，白天在家缝补衣物、准备干粮，夜里就跟着担架队悄悄前往前线，接送受伤的战士。 有一次，她带着担架队在山路上遇到国民党巡逻队，为了掩护受伤的战士，她故意往反方向奔跑，吸引巡逻队的注意力。 被巡逻队抓住后，她遭受了鞭打、灌辣椒水的酷刑，却始终咬紧牙关，没吐露半个关于担架队和战士的信息。 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逃脱，她只休息了一天，就又带着担架队出发了。 她还主动承担了秘密保管革命物资的任务，把红军的枪支、弹药和文件，藏在自家灶台的夹层里，或是屋后的山洞中。 为了守护这些物资，她常常整夜不睡觉，坐在灶台边织布，一旦听到动静就立刻警觉起来。 送儿女参军，对她而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支援革命后坚定的选择。 十二岁做童养媳、丈夫早逝、土地被兼并的苦难经历，让她深刻明白，只有革命成功，穷人才有出路。 红军来到黄袍山后，帮她分到土地，还给她的孩子送去粮食和衣物，这份恩情让她认准了跟着共产党走的方向。 大儿子吴朝义报名参军时，她连夜缝制了一双布鞋，在鞋里缝进十枚铜钱，叮嘱儿子：“跟着红军好好干，照顾好自己，别惦记家。” 大儿子牺牲后，她没阻止其他儿女参军，反而亲手为每个孩子收拾行囊，把同样的叮嘱重复了五遍。 五个儿女相继牺牲后，她把对儿女的思念，都化作了支援革命的动力，组织妇女们为红军做军鞋、筹粮食，成了湘鄂赣边区有名的“黄菊妈”。 1959年国庆节，77岁的黄菊喜在毛主席的亲自搀扶下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着广场上整齐的队伍、飘扬的红旗，她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眼泪里，有对牺牲儿女的思念，有对革命成功的欣慰，更有对国家强大的自豪。 回到村里后，她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仔细收好，锁在木箱最底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来默默端详。 晚年的黄菊喜，依旧保持着勤劳的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扫院子，帮邻居照看孩子。 她还主动承担起村里的扫盲工作，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孩子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 1971年，89岁的黄菊喜与世长辞。 如今，黄菊喜的事迹被详细收录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当地在她的故居旁修建了纪念馆。 纪念馆里，陈列着她当年缝制军鞋的针线筐、保管革命物资的木箱，还有她组织妇女担架队时用过的担架。 每年都有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聆听她的故事，她组织妇女支援革命、舍小家为大家的大爱精神，被一代代传承下去。 黄袍山的纪念碑前，常年摆放着前来缅怀者献上的鲜花，“大爱藏心，风骨传世”八个字的挽联，精准概括了这位伟大母亲的一生，她的名字和事迹，永远铭刻在湘鄂赣边区的红色记忆里。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黄菊妈：一片丹心照日月，五腔碧血写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