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这份不计前嫌的善意，既藏着对同志的关怀，更彰显着伟人超越恩怨的格局。 彼时的李德，早已不是遵义会议前那个独断专行的军事顾问，自遵义会议批判了他的错误路线后，他失去了军事指挥权，随中央红军抵达延安后，被安排到抗大从事教学工作，偶尔参与军事研究委员会的事务。 延安的生活简朴而艰苦，没有了从前的特殊待遇，饮食起居都要和普通战士一样按需分配，对于习惯了苏联相对优越条件的李德来说，确实有些难以适应。 更让他无所适从的是，自己不再参与核心决策，只能在边缘岗位上发挥余热，内心的失落与不安，让返回苏联的念头愈发强烈。 其实李德急于返苏，还有一层深层原因，他隶属共产国际，政治上的归属让他更倾向于回到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苏联，既想寻求新的工作安排，也想为自己在华的军事指挥经历作出解释。 1936年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系后，他就多次找张闻天请求协调返苏事宜，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延安后，李德像是看到了希望，频繁找王明和张闻天周旋，盼着能借助他们的关系促成此事。 毛主席得知李德的想法后，并没有因为过往的分歧而置之不理，他通过情报了解到，当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正处于激烈阶段，许多无辜的干部、将领甚至共产国际相关人员，都被卷入其中，不少人莫名遭到批判、流放，甚至失去生命。 李德作为在华工作过的共产国际代表，此时回去不仅难以自证清白，反而可能因为在红军中的错误经历被借机发难，处境堪忧。 劝说的场景没有刻意安排在正式场合，或许是在抗大的校园里，或许是在窑洞旁的田埂上，氛围平和而坦诚。 毛主席没有翻旧账，没有提及他曾经的军事错误，只是客观分析了苏联的局势，提醒他不要因一时冲动陷入危险。 这番劝说并非出于牵制，而是纯粹的善意，在革命的道路上，即便有过分歧，也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过的同志，没必要让他白白送命。 李德起初对这番劝说半信半疑，他从《真理报》上也看到过一些熟人被打成人民敌人的报道，心里并非毫无顾虑，但他还是想回到苏联，为自己的工作负责。 王明当时也劝阻过他，同样点明了苏联肃反的危险，说他回去可能面临流放甚至枪杀的结局。 在毛主席和王明的双重劝说下，李德暂时打消了返苏的念头，继续留在延安从事教学和军事研究工作。 那段时间，李德的状态渐渐平稳下来。他凭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骑兵的经历，受命训练红军的一个骑兵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在工作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他还撰写了多篇关于现代军事技术的文章，虽然大多被署上译者名字发表，但也算是发挥了自身专长。 期间他与马海德等国际友人交往密切，偶尔也会和来访的外国记者交谈，对自己在华的军事指导思想有了些许反思，承认中国同志更了解本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直到1939年8月，李德才获准搭乘周总理赴苏治病的飞机返回莫斯科。 回去后他果然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审查，刘亚楼当众揭批他的错误，周总理也严肃陈述了他的军事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 好在共产国际最终认定他只是顾问，决策权在中方，没有对他作出严厉处理，后来李德脱离军界，以教书、著书为生，晚年也客观回顾了自己在华的经历。 回望这段往事，毛主席的劝说不仅挽救了李德的生命，更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胸怀。 革命路上难免有分歧与矛盾，但始终秉持着对同志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不计前嫌、坦诚相待。 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格局，正是中国革命能够凝聚人心、不断前行的重要原因，也让这段跨越国界的革命往事，多了几分温暖与厚重。 参考资料：人民网《从遵义到苏联:李德在华后期活动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