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沈安娜给上级徐仲航寄了一封信，但徐仲航已经被捕，这封信落到敌人手中，她解释：“我不是地下党员，写信是为了借钱！”特务拿着信纸找上门，将纸片拍在桌上，阴阳怪气地质问这封信的真实目的。 沈安娜是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而徐仲航是她的直接上级，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正中书局的部门处长，两人靠单线联系对接工作。 1942年秋天，到了和徐仲航约定交接情报的日子，徐仲航没出现，按隐蔽战线的规矩，单线联系就是只能和直接上级对接，不能找其他人，也不能擅自打听上级下落，沈安娜等了好几天没消息，心里犯了嘀咕。 她想了个办法，写了封信给徐仲航试探情况，信里没提任何工作相关的事，只说家里急用，催对方把先前应允的款项送来，这是情报工作的常用技巧，用家常话做掩护，就算信被截获，也能有合理说法。 信寄出去后，还是没回音，沈安娜不知道，徐仲航已经被捕，这封信早就到了特务手里，几天后，两个特务直接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指名要找沈安娜。 特务把信纸拍在桌上，阴阳怪气地问她和徐仲航的关系，追问写信的真实目的，沈安娜脑子嗡了一声，但瞬间就稳住了，她知道，这时候慌一秒就全完了。 她直接反问特务，自己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有什么问题，特务说徐仲航是共党，已经被抓，沈安娜立刻反驳，说徐仲航之前回老家提过做生意周转不开，向她借了钱，现在自己家里急需用钱，才写信催还。 这里面藏着情报工作的实战逻辑，单线联系一旦中断，下级不能贸然行动，写信试探是当时可行的办法，而提前准备好“借钱”这样的合理借口，就是为了应对可能的暴露风险。 特务没料到沈安娜反应这么快，又追问徐仲航抽屉里全是反动书籍，沈安娜直接顶了回去，说书局里什么书都有，不能凭这个就说人是共党。这话让特务一时语塞。 沈安娜敢这么硬气，不只是临场应变，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深得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信任，她知道特务虽然嚣张，但也不敢随便动朱家骅赏识的人。 为了彻底打消怀疑，沈安娜还主动提出让特务去核实，她说有徐仲航去年借钱时写的借条，还能找同乡作证，特务拿过借条比对字迹，确实和信上的一致。 后来派人去沈安娜老家和住处核实，邻居说她丈夫确实卧病在床，经常去抓药，家里日子紧；老家的人也证实徐仲航去年确实借过钱。 更关键的是，被捕的徐仲航听到特务提沈安娜的解释后，立刻明白这是掩护说辞，他在审讯时主动说起向沈安娜借钱的事，时间和缘由都和沈安娜说的分毫不差。 特务查来查去没找到破绽，又盯着沈安娜问有没有察觉徐仲航异常，沈安娜说自己只管家里的事，徐仲航回家待得时间短，话也少，根本没发现异常，要是知道他是共党，躲都来不及，更不会借钱还写信催要。 特务盯着沈安娜看了半天，见她神色坦然，没半点慌张，只好暂时放了她，但还是派人暗中监视。沈安娜回家后，和丈夫华明之连夜把准备交给徐仲航的情报、速记资料和进步书籍全烧了。 之后的日子里，她像往常一样上班、照顾家人，没和任何人私下接触，监视的特务盯了半个月，没发现异常，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起危机能化解，核心是沈安娜吃透了情报工作的技术逻辑，隐蔽战线的核心要求就是保密和应变，提前预设风险、准备合理掩护身份和说辞，都是必备的技能。 沈安娜的“借钱”借口，不是临时编的，而是早就规划好的应急方案，她和徐仲航的默契配合，也符合单线联系中“上下呼应、相互掩护”的原则。 后来沈安娜回忆，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和组织失去联系的三年里，她搜集到的情报送不出去，只能一次次销毁，直到1945年10月，老领导吴克坚找到她，她才重新和组织接上关系，继续潜伏工作。 以上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