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为了治疗腿疾，罗瑞卿大将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治疗。拍摄了X光片后，海德堡大学医院表示：“有99%的把握，手术会成功。”谁料手术后，罗老将军溘然离世，医院又解释：“与手术无关。” 病房走廊的灯白得发冷。 那年夏天，白天医生刚说手术顺利，晚上电话就像刀一样扎进驻西德大使馆的宿舍，把困意一下劈开。 那天夜里，电话把郝治平吵醒，话不多，只一句，让她立刻来医院。 使馆的车开出去，街上人影稀疏，车灯拖着长光。 到了医院门口，护士和医生站在那边，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口头通知按规矩念完，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 几句话落地，人就倒在地上。 事情往回捋，七月十八日，罗瑞卿住进波恩的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登记时用了“吴生杰”的名字。 那时冷战僵持，一边是刚从十年特殊时期熬出来的中国，一边是西德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一分声张，就多一层政治味，所以一切压低，连名字都藏起来。 病房很普通，不像国内，开国大将一住院，旁边一圈专家护士围着转。 这里就一张床、一盏灯。 医院规定家属不能陪护，晚上必须离开。郝治平心里打鼓，想留下来照看，被医生客气挡回去。罗瑞卿反过来安慰，说自己感觉不错，让她回去休息，相信医院的安排。 他在军中的分量，和这间病房很不相称。 公安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这些位置都干过，是毛主席身边极信得过的人。十年特殊时期那场风波，把身体和仕途都折腾了一遍。 重新回来主持工作时，劲头更足，腿上的老伤却一天重过一天，走路一瘸一拐，上楼都要咬牙。 腿伤拖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邓小平出面，把国内顶级骨科专家喊来，围在一起看片子，谈方案。几番商量，结论很清楚，最好做关节置换，装一副新型材料的精密假关节。 难处在后面，当时这种手术在国内没人敢说有把握，设备和经验差得太多。 目光就落到西德。 那边在骨科关节这一块走在前头，名声早就传进来了。邓小平把西德的两位骨科专家请到北京，让他们当面看腿。 专家检查得很细，看完后表态干脆，觉得在西德做问题不大，恢复好了行走可以接近正常。 为了稳妥，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又把罗瑞卿的X光片发到当地医院，请那边再评估。德方回信干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这个数字一说出口，不光是技术自信，更像一种保证。邓小平听完，总算松了一口气，同意他远赴西德治疗。 到了海德堡医院后，一切按流程往前推。 七月底进院，八月二日上手术台。那天做的就是关节置换，把坏掉的地方挖掉，换上精密材料假关节。手术持续几个小时，医生评价乐观，说过程顺利，没有遇到意外情况。 术后不久，医院把好消息传出来，说吴先生的腿已经换好，只要后面康复跟上，将来下地走路问题不大。 郝治平赶到医院，听完这些话，心里那块大石头落下一半。 她提出想进去看看，被婉拒，说病人刚做完大手术，怕交叉感染。医生讲得专业，语气不冷不热，像在重复一条规章。 罗瑞卿本来就有心脏病，这一点家里清楚，组织也知道。 可在这趟出国看腿的安排里，查体、会诊、讨论方案，全围着关节打转。 再加上语言不通，他躺在病房里，如果胸口闷得厉害，叫护士的时候说不明白，对面听不懂，耽误几分钟，局面就完全变味。 那天夜里，就在这种看上去顺顺当当的背景下突然翻盘。 电话打到使馆，说病情危急，让家属立刻赶到。 等人赶到，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死亡原因写得端正，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医院补上一句，这次死亡和手术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听上去合乎医学逻辑，落到家属耳朵里，只剩一肚子酸楚。 消息回到北京，邓小平听完，痛惜得直跺脚，说早知道会拖出这样的结果，打死也不会答应他出国，是自己考虑得不够周到。这一句里，有自责，也有当时的掣肘。 那会儿国内医疗条件有限，复杂的关节置换做不了，只能把人往外送。 送出去了，环境、制度、沟通、陪护一层层叠在一起，小疏忽变成大窟窿，最后落成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那时的中国刚从内耗里爬起来，百废待兴，医疗水平和西方强国差距明显，把一位开国大将推到异国他乡的手术台上。腿是朝着康复去的，人却没能从病房里走出来，这个结果像一面镜子，让人同时看到技术和制度的缺口。 往后看，这些年医院、医生、设备在进步，不少手术现在在本土就能完成。 一九七八年的那趟远行，留下一串问号，如果那时候条件再好一点，如果病房旁边能多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不是就能多留一条命。 这些问号，至今还挂在那一年夏天的走廊灯光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