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个49岁的男人叫诺伯特，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他已经整整20年没踏过职场的大门了。不用每天早起赶公交，不用应付老板的催促，更不用为了业绩熬夜加班，诺伯特的日子过得相当松弛。每天早上睡到中午自然醒，慢悠悠起身收拾一下，出门随便吃点东西，剩下的时间要么在公园散步，要么在家看看电视，最固定的消遣，是每三个月去一次家附近那家他最爱的寿司店，点上一份经典套餐，慢慢享用。 在德国，有个叫诺伯特的男人，今年49岁，却已经整整20年没上过班。他不用早起挤地铁，不用看老板脸色，每天睡到自然醒，逛逛公园、看看书，日子过得安稳又松弛。有人好奇，他没工作没收入，靠什么活下去？答案很简单——靠德国的公民津贴和住房补贴。明明有劳动能力，却选择长期靠福利生活，他的日子，戳破了德国高福利制度的深层矛盾，也引发了全网热议。 诺伯特不是什么特殊群体，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完全能胜任普通的基础工作。可他就是不愿意上班，这一躺就是20年。靠着政府发放的福利，他每个月能领到足够的钱，覆盖房租、吃饭、日用品等基本开支，虽然不算富裕，却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不用为生计发愁。 有人问他，为啥不找份工作多赚点钱，让日子过得好一些？诺伯特的回答很直白，也很扎心：“那些基础岗位，时薪也就13欧元左右，扣完税后没剩多少，购买力还不如我领的福利。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比躺着领钱强不了多少，何必费那个劲？” 这话一出，有人觉得他 lazy，有人却觉得他说得实在。 诺伯特能这么“躺平”，全靠德国的公民津贴制度。这套制度不是一直都有，2023年才正式实施，取代了之前的失业救济，核心初衷就是保障公民“有尊严地生活”，哪怕没工作，也能不至于饿肚子、无家可归。 它的保障范围很广，不光覆盖基本的吃饭、穿衣费用，还包括住房补贴，甚至连必要的交通、医疗开支都能覆盖一部分。只要满足条件，就能定期领到津贴，不用担心里程碑式的生存压力。但这也不是无条件发放的，有明确的领取门槛。 首先得是德国公民或者长期居住者，年龄符合要求，名下没有大额资产、没有高价值房产和车辆，收入也得低于规定标准。而且制度里还藏着激励措施，比如主动参加职业培训，就能领到额外的补贴，就是想鼓励大家重新就业，不是让大家一直靠福利过日子。 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诺伯特这样的情况。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是个例，这样的人在德国还有很多。根据官方数据，目前德国有超过550万人依赖公民津贴生活，差不多每15个德国人里，就有1个靠福利过日子。这意味着，诺伯特的“躺平”，不是极端案例，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也让德国陷入了尴尬的社会悖论，矛盾越来越突出。最明显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很多企业都在招基础岗位的工人，比如服务员、清洁工、仓库管理员等，却始终招不到人，岗位空缺越来越多。 一边是企业招工难，急需劳动力；一边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不愿上班，靠着福利躺平。为啥会这样？核心就是福利和低薪岗位的收入差距太小，辛苦上班的性价比太低，自然没人愿意动。 更关键的是福利资金的来源问题。这些发放给失业者的津贴，不是凭空来的，最终都来自企业和在职劳动者的税收。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辛辛苦苦缴税，养活了一部分不上班的人，形成了“工作养非工”的局面。时间久了，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也给社会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这件事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分成了两派。支持福利制度的人认为，高福利是社会的安全网，能保障底层人的基本生活，避免有人因为失业陷入绝境，这是文明社会的体现。 他们觉得，不能因为少数人不愿上班，就否定整个福利制度的价值。毕竟大多数人领取福利，都是暂时的，要么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要么是遇到了困难，等情况好转，都会主动重新就业。福利制度的存在，是给人留一条退路，而不是纵容懒人。 反对的人却觉得，现在的福利制度，已经变成了“懒人温床”。它削弱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让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失去了上班的动力，宁愿躺着领福利，也不愿意辛苦工作。这样下去，不仅会加重社会负担，还会让整个社会失去生产活力，变得越来越慵懒。 他们呼吁降低福利标准，提高领取门槛，逼着那些有能力上班的人走出舒适区，重新就业，而不是一直依赖政府补贴。两派各有各的道理，吵来吵去，却始终没达成一致。 其实这也是所有高福利国家都面临的政策困境——制度的初衷本是温暖的，就像为每个公民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让失业者不用在寒风里奔波乞讨，让困境中的人能体面地吃饱穿暖、有地方住；可现实里，这把“伞”却成了一部分人的“安乐窝”，有人慢慢习惯了不用上班的松弛，每天晒着太阳喝着咖啡，连简历都懒得投，福利依赖像温水煮青蛙，悄悄磨掉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想收紧福利，怕寒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心；想维持现状，又怕养出更多“躺平者”，这中间的张力，怎么都难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