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北京西郊的核研究所，1960年7月16日午后突然停电。走廊尽头的苏联专家组办公室，铁皮柜被拉开，图纸塞进木箱，发出哗啦哗啦的碰撞声。 走廊另一端，中国同事靠墙站着，没人说话，只听见风扇空转。那天，莫斯科的电报比北京的高温更早一步抵达：所有在华苏联专家，限期28天内回国。 真正撕破脸的是7月16日那封明码电报。苏方组长谢尔盖・科罗廖夫把电报拍到桌上，用俄语骂了一句，转身对中方副所长说：“给我们一架包机，越快越好。” 翻译官事后回忆，那是他第一次听见科罗廖夫把“друзья（朋友）”说成“товарищ（同志）”，再往后，连“同志”也省了，只剩“вы（你们）”。 撤人限期28天，可真正留给科研的时间只有一周。原子能所主楼三层，苏方把资料分三摞：带走的、烧掉的、留下的。 烧掉的那摞最厚，纸灰把通风口都糊住了，呛人的焦糊味混着闷热的空气，漫过每个实验室的门槛。中方科研人员攥着拳头站在一旁，看着心血化成灰烬，有人红了眼眶，却没人敢上前阻拦——技术封锁的大幕，就这么硬生生砸了下来。 混乱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苏联老专家趁人不备，悄悄拉了拉中方研究员的衣角，把他拽进楼梯间的阴影里。老人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惋惜却又无比笃定：“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的顶尖高手，比我们这里半数人都懂爆轰物理，即便我们全走了，也无妨。”说完便匆匆转身，汇入收拾行李的苏方队伍，只留下一句沉甸甸的话，在燥热的空气里回荡。 彼时的王淦昌，正蹲在实验室的角落，对着半张残留的爆轰实验图纸凝神思索。他刚从苏联进修归来不久，深知核心数据对核研的重要性。得知资料被大量烧毁，他没有半句抱怨，只是把团队召集起来，指着桌上的残页说：“图纸没了，我们就靠脑子补；数据缺了，我们就重新测。别人能拿走的是现成的资料，拿不走的是我们的本事。” 那些日子，核研所的灯光彻夜不熄。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大家就抱着算盘和计算尺，一遍又一遍推演数据，指尖磨出厚茧也不停歇；缺少实验样品，王淦昌就带着团队改良配方，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反复调试，哪怕被有毒气体呛得咳嗽不止，也只是喝口温水缓一缓，转身继续盯着仪器。他对技术细节的苛刻近乎偏执，哪怕一个小数点的偏差，也要带队重新核算，常常一蹲在实验台前就是一整天，连饭都忘了吃。 苏联专家走后没多久，爆轰物理实验就遇到了瓶颈，几次测试结果都与预期偏差极大。团队士气低落时，王淦昌却从残留的碎片资料里找到了突破口。 他发现苏方留下的基础参数存在疏漏，当即调整实验方案，亲自上手操作仪器，带领大家连续奋战三天三夜。 当最终的测试数据与理论值吻合时，实验室里没有人欢呼，只有压抑已久的叹息和眼角的泪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了“没了苏联专家就搞不成核武”的断言。 其实那位苏联专家的眼光没错，王淦昌早已在核物理领域深耕多年，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有敢闯敢试的魄力。 在他的带领下，团队不仅复原了被烧毁的核心资料，还在原有基础上优化了实验方案，把苏联专家留下的“半拉子工程”，一步步推向了新的高度。 当时外部封锁层层加码，连基本的实验耗材都难以获取，王淦昌就发动大家就地取材，用土办法替代精密仪器，硬是在绝境里蹚出了一条路。 这场突如其来的“断奶”，看似是致命打击，实则倒逼中国核研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王淦昌就像定海神针，用自己的学识和担当稳住了军心，也撑起了中国核武研发的一片天。 后来有人问起那段岁月，他只淡淡说：“别人越是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越要争口气，这口气，不仅是为了科研突破，更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多年后，当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绽放出蘑菇云时，所有为之奋斗的人都明白，那位苏联专家的告诫早已成真。 王淦昌和无数科研工作者，用坚韧和智慧，在没有外援的绝境里，为中国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核盾牌。而那段艰难岁月留下的，不仅是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更有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