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重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跳楼身亡，然而14年后，公告指出：他根本就没有自尽，这又是怎么回事？ 罗广斌是老重庆人，祖籍在忠县，又在成都富裕人家长大，父亲做过国民党官，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中将，这样的出身本可以让他在旧社会安稳过日子。 他却从学生时代起就投向了另一条路，在洪雅求学时接触进步思潮，后来去了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和西南联大，师从马识途，还上过杨振宁的课，先是在民青社等外围组织里活动，一二一运动中当罢课委员会负责人，又在重庆西南学院担任学生骨干，加入六一社，印发《反攻》等地下刊物，一九四八年正式成为中共候补党员。 重庆地下党遭破坏后，他退回成都家中，原以为可以暂时隐蔽，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更严酷的考验。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他被叛徒出卖，特务头子还事先征询罗广文意见，这对本就关系紧张的兄弟最终以同意抓捕收场。 罗广斌先被关进渣滓洞隔离室，面对阴暗潮湿的牢房和发霉的牢饭，他和老党员张国维被关在一起，按对方嘱咐留心收集敌人动向。 审讯时，特务轮番上刑，从老虎凳、辣椒水到铁钳拔指甲盖，无所不用其极，逼他写悔过书。父亲带着食物和衣服进牢房劝他签字，说只要放弃活动就能回家享福，狱友也劝他可以先假装妥协再想办法，他却一口回绝，表示自己已经把牺牲想在前头，不必再费口舌。 随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牢里的同志们像看到曙光一样振奋。一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大屠杀，先在渣滓洞屠杀共产党人并放火焚烧牢房，白公馆这边也危机四伏。 早在转押到白公馆二楼时，罗广斌就和刘国鋕、王朴、陈然等人一起谋划出路，利用家庭背景被安排“出狱传话”的机会，他却选择留下来斗争，并带头做看守杨钦典的思想工作。 这个曾参与杀害宋振中的士兵，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对前途惶惶不安，罗广斌便郑重向他承诺，只要放人，他愿意出面作证，让其有悔过机会。 最终杨钦典被争取过来，在大屠杀前夕打开牢门，罗广斌把十九名囚犯分成几组，趁乱冲出白公馆，钻进山林脱险，国民党方面原本想看在他哥哥的面子上网开一面，也在混乱中落了空。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主动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写长报告向市委汇报狱中情况，后来参加烈士资格审查工作，又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还被派到农场劳动锻炼。 一九五七年起，他和杨益言等人合写回忆，一九五九年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一九六一年正式面世，一九六四年又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 书中江姐、许云峰等形象大多有现实原型，许多情节来自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真实斗争。《红岩》发行数百万册，被译成多种文字，鼓舞了无数青年，他的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 但命运的转折再次降临。一九六六年重庆局势动荡，各派组织激烈对立，罗广斌因为《红岩》的影响力成了争相拉拢的对象，很快又被当成重点批判的靶子。 有人翻出他地主家庭和国民党亲属的背景，把他在白公馆越狱的经历歪曲成“可疑情节”，给他扣上叛徒、内奸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红岩》也被指责成反动小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发表批判文章，随后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下令抓捕他。 二月五日，建工学院红卫兵闯进文联大院，把他从家中拖走并抄家，押到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三层楼里。关押期间，年轻的看守三班倒看着他，昼夜交替逼他交代一九四九年越狱的细节。 从五日到九日深夜，他几乎没得到休息，长时间被轮番审问殴打，身心俱疲。第四天他还写信让妻子胡蜀兴送粮票、衣服和烟丝，看不出有轻生的迹象。 对他来说，这种审讯手段和当年渣滓洞的酷刑几乎没有差别，他甚至一度分不清自己究竟身处哪一个时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清晨，悲剧突然降临。一声巨响之后，他从三楼坠落在石阶上，额头裂开大口子，当场身亡。现场很快被封锁，有人拿着喇叭宣布罗广斌畏罪自杀，罪有应得，遗体随即送往殡仪馆火化，不准家属近前。 胡蜀兴闻讯赶到，只能远远看一眼，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丈夫会自尽，在敌人监狱里遭受一年多酷刑都没有倒下，为何在新中国只熬了六天审问就会“畏罪”跳楼，她还指出从伤口方位到坠落姿势都疑点重重，却被拒绝尸检。 此后多年，她为丈夫奔走鸣冤。一九七七年罗广斌骨灰安葬，一九七八年得到平反，一九八一年重庆市政府成立调查组，重新调查他的死因，对当年的看守和目击者做了大量回访，实地勘查台阶和楼层高度。 一九八二年，官方最终确认罗广斌并非畏罪自杀，而是被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只是具体下手者已无从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