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物理学家钱三强被下放到农村。 那天的太阳把土路晒得发白，他攥着锄头往住处走，远远看见生产队的茅厕旁有个佝偻的身影在扫粪土。 蓝布褂子洗得发灰，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的小腿上沾着泥点。 他本没在意，直到那身影直起身捶腰，侧脸的轮廓撞进眼里那是他妻子何泽慧的模样。 钱三强手里的锄头“哐当”掉在地上，快步跑过去时，凉鞋在石子路上磨出刺耳的声响。 何泽慧转过头，眼里先是茫然，看清来人后，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你咋也来了？”她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手上还握着那把掉了毛的竹扫帚。 钱三强说不出话，只觉得眼眶热得厉害，这个在德国实验室里能盯着仪器三天三夜不眨眼的“铁娘子”，此刻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没人能想到，十二年前的何泽慧会拒绝巴黎居里实验室的橄榄枝。 1950年的春天，她刚在法国完成核物理实验，导师居里夫人的女儿亲自挽留，说实验室的反应堆项目缺不了她这样的好手。 可她盯着报纸上“新中国急需科技人才”的消息，连夜收拾行李，连钱三强送给她的那只黄铜钢笔都没落下。 后来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总是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地图：“这里的每寸土，都比国外的实验室更需要公式。” 在农村的日子，何泽慧的口袋里总装着烟盒。 不是抽烟，是捡来的空烟盒拆开，用铅笔头在背面记公式。 有次被队里干部看见，骂她“资产阶级臭老九还不安分”，她也不争辩，只把烟盒往鞋底蹭蹭，等没人时再偷偷展开。 钱三强心疼她，夜里趁大家睡了，蹲在灶台边帮她把模糊的字迹描清楚。 火光映着两人的影子，在墙上缩成小小的一团，倒比实验室的灯光更让人心里踏实。 八十年代的北京，何泽慧已经头发花白，却突然提出要研究宇宙线物理。 当时这领域在国内还是片荒地，学生劝她：“您都退休了，犯不着再啃硬骨头。”她却翻出当年从农村带回来的烟盒笔记：“骨头越硬，啃着才越有滋味。”后来她带着团队去西藏羊八井建观测站，70岁的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走一步喘三口，有次晕过去醒来第一句话是：“仪器的数据没断吧？” 那些烟盒后来被收进了中科院的档案馆，泛黄的纸页上，公式旁边还有几处水痕许是当年灶台上的蒸汽，又或是高原上没擦干的汗。 而西藏羊八井的观测站，如今仍在日夜运转，屏幕上跳动的宇宙线数据里，藏着一个科学家把个人命运缝进国家经纬的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