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南博前任院长姚迁获得平反后，组织上为他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这一张照片拍摄于追悼会当天，意义特殊的是，追悼会没有选择在殡仪馆，而是选在南京博物院。镜头中南博的大门前放着很多花圈，大家都纷纷缅怀这位刚正不阿、正直无私的老院长。 1964年的南京博物院，朝天宫库房里堆着三千多个落满灰尘的木箱。 这些抗战时期南迁的国宝，在潮湿的南京霉变了三十年。 新上任的院长姚迁踩着梯子爬上货架，掸去箱盖上的蛛网：“文物见不得光，就是在犯罪！” 这位从苏北小学教师一路走来的院长，骨子里带着执拗。 他带着测量员在库房打桩划线，硬是在石头山上凿出恒温恒湿的现代库房。 工人抱怨：“姚院长，您当这是自家宅基地呢？” 他咧嘴一笑：“文物比老婆金贵，得给它们安个好窝！” 1982年盱眙挖出西汉金兽那天，姚迁半夜冒雨赶到现场。 考古队员回忆：“他趴在泥坑边指挥，金兽压着的土层稍一松动，老爷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当9公斤重的金兽安全运回南博，他三天没合眼撰写保护方案。 南博后院那排小平房，曾是姚迁的“禁区”。 每逢周末，总有小汽车载着省委老干部来“赏画”，出门时拎走几卷字画说是“借回家细品”。 前几任院长都睁只眼闭只眼，姚迁却偏要较真。 “张老，您上次借的《溪山行旅图》该还了。” 姚迁抱着登记册堵在门口。 老干部把茶杯往桌上一墩：“小姚啊，我这是帮博物院鉴定藏品！” 姚迁顶回去：“借展手续得盖章，您这‘口头协议’不作数！” 三个月后，登记册上密密麻麻记着，李部长借走吴昌硕印章十七天，王书记取走郑板桥竹石图两个月… 在催还第七次时，老干部骂街：“你这院长还想不想当了？” 姚迁把登记册拍在桌上：“当院长就得守规矩！文物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玩物！” 1983年的南博流言四起。 先是有人举报姚迁“生活作风糜烂”，可纪委查遍全院宿舍，发现他睡木板床、穿补丁裤，唯一的奢侈品是书桌上用了二十年的搪瓷缸。 第二把刀更阴毒。 有人翻出基建账本，指着某笔工程款嘀咕：“这数字咋对不上？” 调查组带着放大镜查了三个月，最后发现是会计把“修缮费”错写成“修膳费”。 姚迁在检讨会上自嘲：“我这院长当的，字都认不全。” 最致命的是第三刀。 年轻研究员小王偷偷将姚迁的鉴定发言整理成文，擅自署名发表在某期刊。 姚迁发现后严厉批评：“学术成果岂能偷梁换柱！” 谁知有人反咬一口，说姚迁“剽窃下属成果”。 《光明日报》未经核实便刊发《南博院长以权谋私纪实》，标题像烙铁烫在姚迁背上。 1984年，姚迁被停职检查的第47天。 调查组冲进他家时，他正蹲在阳台上修藤椅。 “听说您家藏了金条？” 组长举着封条厉声喝问。 姚迁拧紧螺丝：“您搜，我屋里除了书和工具，只剩半袋发霉的土豆。” 搜查持续了六小时。 当调查人员撬开那个传说中的“藏宝木箱”，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箱里整整齐齐码着三十本工作笔记，每页都记着文物编号和修复心得。 书柜里没有古董，只有《文物》《考古》杂志。 “账户余额73块6，够买口薄皮棺材了。” 会计红着眼圈汇报。 调查组长攥着那叠借条，上面清清楚楚写着：“1981年3月借《清明上河图》摹本，4月归还”。 那是他为编写《宋代书画考》申请的资料。 1984年11月7日深夜，姚迁在书房枯坐。 桌上摊着三样东西，1982年版《文物保护法》、被退回的申诉材料、儿子从北大寄来的信。 信里说：“爸，北大考古系录取我了，将来跟您一起护文物...” 那天，他最后一句话，是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文物在库里好好的，我走了，它们就安全了...” 次日清晨，妻子发现浴室门闩着。 推开门时，姚迁的脚尖还悬在凳子外，脖颈套着晾衣绳。 法医报告写着“自缢身亡”，但老同事们心里雪亮，他书房烟灰缸里十二个烟头，每个都只抽了三分之一。 姚迁走后第89天，中纪委调查组进驻南博。 当他们在朝天宫库房找到1983年的借展登记册原件时，带队领导的手抖得拿不住纸。 登记册第37页被朱笔圈出：“李部长借走徐悲鸿《奔马图》，逾期182天未还。” 1985年2月，江苏省委一纸红头文件传遍全国：“姚迁同志所有指控均属诬陷，予以彻底平反！” 《光明日报》头版刊登致歉声明时，姚迁的骨灰已迁入烈士陵园。 追悼会上，老同事徐湖平捧着那本《南朝陵墓石刻》泣不成声：“他用命守住的文物，如今我们得替他守好...” 主要信源：（上观新闻——镇院之宝遭质疑,99%含金量的“金兽”掉色?原院长姚迁曾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