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药品研发投入不足致全球药企持续撤资，资金转而流向中美，数据显示，欧洲2022年研发投资占比降至31%，去年增速4.4%远低于美国5.5%和中国20.7%，阿斯利康等巨头纷纷取消欧洲投资计划，投资下滑使欧洲新药上市首次落后中国，临床试验占比十年间减半。 欧洲2022年在发达国家中的药品研发投资占比已经降到了31%，相比二十年前的41%大幅下滑。到了去年，欧洲研发支出的同比增速只有4.4%，这个数字远远落后于美国的5.5%，更被中国20.7%的增速甩在身后。 多家制药巨头的行动印证了这一趋势，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的一系列投资调整尤为典型。今年1月，阿斯利康取消了在英格兰北部投资4.5亿英镑的疫苗生产厂计划，理由是政府支持力度下降。 到了9月，该公司又宣布停止在剑桥研发基地投资2亿英镑的计划，这使得其去年3月宣布的6.5亿英镑对英投资全部陷入停滞。 不只是阿斯利康，美国制药巨头默克公司也取消了原定10亿英镑的在英扩张计划，原本启动建设的伦敦国王十字基地原定2027年竣工，现在已宣布不再使用。 美国礼来公司9月也暂停了在伦敦建立实验室的计划，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总干事娜塔莉·莫尔直言，投资并不是消失了，只是主要流向了美国和亚洲，特别是中国。 药企纷纷撤离，核心原因是欧洲的投资环境对制药行业越来越不友好。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高收入欧洲国家在创新药物上的支出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 以英国为例，过去十年间药品支出占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预算的比例从15%降到了9%，而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14%到20%之间。 默克公司的发言人就明确表示，取消投资反映出英国在解决生命科学产业投资不足，以及历届政府长期低估创新药物和疫苗价值方面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法国药企赛诺菲的英国市场准入主管保罗·奈什更是直接指出，英国已经成为“不适合药品研发与销售之地”，呼吁英国出台针对生命科学产业的切实计划。 欧洲自身的监管体系碎片化也加剧了问题。虽然欧盟在2014年就通过了临床试验法规，旨在通过统一提交和协调评估来简化跨国试验流程，但实际执行中各国落实不一。 这种碎片化带来了评估标准不一致、流程复杂等问题，不仅延误了试验启动时间，还增加了企业的行政负担，让欧洲在竞争中天然处于劣势。 外部压力则进一步放大了欧洲的困境，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让不少欧洲药企不得不调整投资布局。为了规避进口药品可能面临的高额关税，包括赛诺菲、罗氏、诺华在内的多家欧洲制药企业，已经宣布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本土投资计划。 面对危机，欧洲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让步来挽回投资。英国政府承诺简化药品审批、增加药品开支、降低企业成本，以换取美国对英国药品的关税豁免，相关协议预计将耗资30亿英镑，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药品支出从预算的9.5%提高到12%。欧盟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则规定，美国对欧盟出口药品征收的新关税上限为15%。 但这些措施能否见效还是未知数，富睿玛泽生命科学与制药负责人奈杰尔·莱顿认为，欧洲现在有机会提升自身水平，但最终效果要看后续落实。 更现实的问题是，受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升以及对乌克兰援助增加等因素影响，英国和欧盟很难进一步提高药品研发投入。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政策研究员弗朗西斯·鲁伊斯就质疑，额外的药品支出资金从哪里来，如果从现有医疗预算中挪用，可能会导致更具成本效益的治疗方案被高价新药取代，反而影响更多人的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并非没有创新实力，全球最畅销的五种疗法中有四种源自欧洲科学，新冠疫苗的mRNA平台也得益于欧洲技术，但欧洲往往无法将这些创新转化为商业优势，商业化和规模化大多在其他地区完成。这种创新与转化的脱节，再加上投资流失，正在削弱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和产业竞争力。 反观中国，制药行业的崛起速度令人瞩目，2024年进入研发阶段的新型药物数量激增至1250多种，远超欧盟，几乎追平美国。中国的研发效率和成本优势明显，癌症和肥胖症药物早期试验的患者招募时间只需美国的一半，庞大的患者群体和集中式医院网络也加速了研发进程。 欧洲制药业的困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投资流失、监管碎片化、外部压力等问题相互交织。若无法及时出台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欧洲在全球药品创新领域的落后局面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那么，你如何看待全球制药业投资重心的转移？欧洲制药业还有机会扭转颓势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