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军统少将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连忙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重庆地下党在1948年遭受重创，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盯得紧，通过报纸线索大肆抓人。起因是地下党办的《挺进报》，这份报纸本是为宣传革命思想，但发行过程中出了纰漏。国民党特务从外围入手，先抓了些外围人员，然后顺藤摸瓜，牵连到核心层。 短短几个月，抓捕上百名地下党员，好多县一级干部都落网。整个川东地区党组织瘫痪，损失惨重。这事直接导致后来渣滓洞和白公馆关押大批革命者，许多人最终牺牲。 冉益智这个人，本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地位不低。1948年4月，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本该坚守立场，可他很快就松口。被捕后，他供出不少情报，包括指认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也跟着变节，两人联手出卖组织秘密。 冉益智带特务去万县等地抓人，直接导致涂孝文、江竹筠、李青林、刘国志、陶敬之等多名地下工作者落网。这些人中，有些是骨干，掌握大量联络点情报。国民党奖励冉益智军统中校军衔，让他当秘书和侦防专员，还让他在特务训练班编教材。重庆地下党组织由此崩盘，国民党特务趁机扩大破坏行动，整个四川地下工作陷入低谷。 李修凯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少将军衔，早年从湖北加入军统系统。1932年起他在军统局工作，逐步升迁，负责情报和镇压任务。在重庆，他办公在较场口一带，参与监控地下党活动。 1948年春夏，国民党败局初现，他接触过叛变人员情报，包括冉益智的档案。重庆解放于1949年11月底，李修凯没来得及撤到台湾，起初藏在中央合作金库宿舍，四天没出门，靠存粮度日。12月初，他决定投案，前往公安机关交代身份和过去行为。他提供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名单，协助逮捕多名潜伏者。公安部门安排他住指定地点，提高待遇，让他参与抓捕工作。 刘国定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本该是地下党核心，却在被捕后出卖同志。他先承认自己是候补党员，有保留地供出李忠良等人。李忠良接着牵连到冉益智，两人叛变后竞争般提供情报。刘国定把目标转向外地，出卖重庆地下党与南方局上海联系机关，还带特务去上海抓人。国民党特务通过他们获取大量名单，破坏行动波及川东20多个县。地下党员被捕后，许多人遭受酷刑，但不少人坚守秘密。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变节，让国民党特务掌握党组织结构，抓捕效率大幅提升。整个事件中，国民党逮捕135人，其中40多名县以上干部。 重庆解放后初期，公安机关设立自首登记处，鼓励国民党残余投案。李修凯于1949年12月6日自首，接待他的是黎强，后来转给熊良晨负责。他坦白过去罪行，列出保密局西南区特务名单。公安部门见他态度诚恳，允许他戴罪立功。他提供情报，帮助抓捕一批潜伏特务。 待遇改善后，他享用小灶，不需关押，每天外出巡查，记录可疑情况，晚上报告。冉益智解放前没被国民党带走，留在重庆藏匿。他变换住所，靠过去积蓄生活，避免旧识。 1949年12月18日，李修凯在重庆大同路德胜戏院附近巡视，认出冉益智。他上前纠缠，喊冉益智去自首，两人扭打，吸引路人围观。巡逻军警赶到，将两人带到公安局。李修凯说明冉益智身份，列出1948年叛变事实，包括指认刘国定和抓捕多名同志。 公安人员查证档案，确认冉益智罪行。审讯中，冉益智承认过去行为。审理过程收集证据，包括李修凯证词和历史记录。冉益智被判死刑，1950年初逮捕，1951年2月执行。李修凯因检举有功，结合自首表现，继续协助公安工作。 李修凯自首后，提供军统内幕，帮助肃清残余势力。公安机关给予宽大处理，不予关押，让他参与任务。1952年，他因健康问题结束协助，获得安置。冉益智案结案后，相关档案归档。重庆治安逐步稳定，公安加强巡查，抓捕其他潜伏人员。 重庆地下党破坏事件，给后人留下深刻警示。1948年，国民党特务通过报纸突破口，抓捕大批党员。叛变人员如刘国定和冉益智，提供情报，导致组织瘫痪。狱中同志总结经验，避免类似失误。重庆解放后，自首政策鼓励投案，李修凯就是例子。他协助抓捕，体现改造可能。冉益智被惩处，显示对叛徒的零容忍。 整个事件中，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变情报，破坏地下党结构。重庆市委核心层变节，波及外围。抓捕行动从市区到县城，国民党逮捕上百人。地下党员在狱中坚持斗争，留下宝贵遗产。解放后，公安机关重建秩序，处理残余。李修凯的转变，源于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提供名单，协助逮捕，获得宽待。冉益智藏匿失败，被捕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