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河水结着薄冰，万爱花光着身子躺在河滩上，饿犬的喘息声越来越近。 她想闭上眼，却被一双棉布鞋狠狠踩住了狗链瘸腿老人递来的冷粥，碗沿还沾着半粒米。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自己的胯骨已经断成三截，肋骨像被踩过的树枝，每动一下都像在碎玻璃上打滚。 日军走后，她的身高从1米6缩成1米47，脖子和肩膀挤在一起，邻居说她“像块被揉过的破布”。 战后她躲在村里洗衣，别人给几个铜板就赶紧低头，生怕谁多看一眼她歪掉的下巴。 有回寡妇往她锅里吐口水，说“这种身子还敢吃饭”，她把一锅红薯汤倒掉，蹲在灶台前刷锅，直到铁皮锅底映出自己模糊的影子那是她唯一敢照的“镜子”。 1992年春天，日本民间团体来村里调查，68岁的万爱花突然抓住调查员的手“我跟你们去日本。 ”村里人劝她“一把年纪别丢人”，她摸着腰上的伤疤说“我这副鬼样子，就是证据。 ”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幸存者，比韩国的金学顺只晚了一年。 东京法庭的灯亮得刺眼，万爱花第一次拿出脊椎X光片。 法官翻着军方文件说“没记录”，她突然解开衣扣，畸形的肋骨像串错位的算盘珠。 翻译哭到说不出话，旁听席有人捂住嘴。 后来她又去了两次，腰上贴满止痛膏，轮椅上举着“还我尊严”的纸牌。 有人问她图啥，她从布袋里摸出那块铁皮镜子“让他们看看，这就是他们干的。 ” 晚年的万爱花住在山西老家，骨髓炎疼得睡不着时，就摩挲铁皮镜子上的划痕。 2013年她走前，把镜子和X光片捐给了上海的研究中心。 现在那面镜子还放在展厅，旁边是她穿过的布鞋，鞋底磨出的洞用麻绳补了三圈。 有学生问讲解员“她赢了吗”，讲解员指着镜子映出的参观者说“你看，这么多人记得她，她就没输。 ” 她留下的铁皮镜子还放在纪念馆，照过她干裂的嘴唇，也照见过无数年轻人含泪的眼睛。 这面镜子不会说话，却让每个看到它的人都记得有些伤痕，从来不是用来遗忘的。 就像她常说的，“骨头断了能长歪，记性断了，就真没人认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