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封家书里，他写的最多的是“胶片安好”。直到父亲病危的电报送到片场，他也没写一句“我想回家”。 那是1990年，《大决战》辽沈战役的重场戏。他面前的战壕里趴着800多名演职员，炸药布点全部就位。他捏着电报，手抖了一下，然后举起对讲机喊了“开机”。硝烟卷起来，遮住了他通红眼眶。整个剧组没人知道，导演刚刚用父亲最后的时光，换了这个镜头。 家书后来展览了，开头总是“春如如晤”。夫人张春如在家养老抚小，她说他扛胶片，她扛家。信里写草原的夜风，写坦克的油耗，写如何把五千个群众演员调度出排山倒海。唯独不提片场酷寒里他胃疼得蜷缩，也不提父亲病榻前无人尽孝的冷清。爱意和歉疚，都压进“胶片安好”四个字里。 去年电影资料馆展出这些信，三分之二的观众是90后。一个女孩在留言簿上写：“我加班错过妈妈生日时，也只会发‘项目顺利’。”翟导儿子后来成了演员，他说现在剧组有手机，但家人照样在饭桌旁空等。行业报告里，34%的从业者因长期离家而矛盾重重。时代换了考题，但事业与亲情的两难从未离场。 他晚年总重复一句话：如果再选一次，依然会开机，但会求父亲多等一天。可历史从不等任何人。有些选择就像战场冲锋，你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扣下扳机，把余生都留在填补那个弹孔里。 后来，所有的胶片都成了历史；只有那几页家书，还在替他记得，他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