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上将冯钦哉，面对我党的邀请，竟然不为所动。 这话听着满是刚烈，却绝不是冯钦哉一时的意气之言，是他半生的性格底色，叠加数次人生抉择后，实打实憋出来的心里话。 他这辈子打骨子里就带着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拗，早年间跟着辛亥革命的浪潮奔走，1909年加入同盟会，二十出头就敢拉起队伍讨袁，一身热血闯江湖的劲头，在彼时的革命志士里格外显眼。后来投奔杨虎城，更是凭着敢打硬仗、能扛重任的本事。 从基层营长一路坐到军长的位置，杨虎城待他亲如手足，将西北军半数主力交到他手上，西安守城战里他死守东城抵住敌军猛攻，北伐豫东会战中他率部做先锋重创敌军，那时候的冯钦哉，是西北军里人人信服的猛将，也是杨虎城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可这份生死相交的情谊，终究败在了他的个人算计与立场摇摆里。 西安事变成了他人生命运的分水岭，杨虎城在兵谏之后，第一时间急电冯钦哉驻守潼关，那是扼守西安的咽喉要道，守住这里，西安方面才有和南京谈判的底气，这份托付，是把整个西北军的安危都交到了他手上。 谁也没料到，他接到电报后连犹豫都没有，直接拒绝执行命令，反倒连夜向南京方面表忠心，公开喊出不跟共产党走、不拥护张学良、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硬生生断了杨虎城的后路。 他满心以为靠着这次倒戈，能彻底攀上蒋介石的高枝，从此跻身国民党嫡系圈层，却压根没看清蒋氏的用人心思——从来只利用异己，绝不会真正信任。 转头蒋介石就借着部队整编的名头，收走了他手里的全部兵权，给了个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让他从手握重兵的一方将领，彻底变成了无兵无权的光杆司令。 他不甘心，专程跑到重庆找蒋介石讨要兵权，想带兵回山西抗日，对方当着他的面许下五个军的编制，可这空头支票，他等了整整一年都没兑现，那份被算计、被利用的憋屈，彻底磨掉了他对官场仕途的念想。 说起来，冯钦哉也并非全然的庸碌之辈，他的家国情怀，在抗日战场上是实打实能看见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陕西牵头组织对日经济抵制大会，喊出坚决抗日的口号；长城抗战爆发，他主动请缨率部奔赴北平以北作战。 七七事变后更是带兵赶赴保定、娘子关前线，在晋东南作战时，还曾和我军部队并肩抗敌，与朱德、彭德怀等将领多有交集，数次联手打退日军进攻。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权力争斗，让他的抗日抱负始终难以施展。 他的老部队在中条山战役里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时，他在西安家中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喊着那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兵，却连奔赴前线收拾残局的资格都没有。一腔热血被现实浇凉，这让他对国民党的官僚体系，生出了彻头彻尾的失望。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已是大厦将倾，不少将领仓皇逃往台湾，冯钦哉却选择留下，他看清了战局走向，也支持傅作义的和平抉择。 还亲自赶赴绥远包头接应邓宝珊，为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搭桥铺路，实实在在做了件顺应民心的事。我党念及他的抗日功绩，也看重他在和平解放中发挥的作用，主动派人登门邀请，想为他安排合适的岗位，让他能在新社会里继续发挥余热。 可他愣是油盐不进，梗着脖子撂下狠话，还搬出所谓的降将气节说事，声称宁死不做官，要做百姓当主人，不愿做官吏当奴仆。 真的是这份所谓的气节，让他执意拒官吗？恐怕没这么简单。他半生混迹旧军阀的官场，见惯了尔虞我诈、背信弃义，被兄弟辜负过，被上位者算计过，骨子里早就对“做官”二字生出了极致的抵触。更关键的是。 他始终跳不出旧时代军人的认知桎梏，看不清旧政权的溃败是民心所向，也不愿承认自己半生追随的阵营，早已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死守着那份迂腐的执念，把个人的所谓名节，看得比顺应时代、为国效力更重，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封闭，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拒官后的日子，远没有他嘴上说得那般潇洒。他曾扬言要归隐山林住山洞，要养上百只鸡自给自足，可昔日的国军上将，终究扛不住柴米油盐的磋磨，最后只能靠着老部下的接济度日，那份硬撑的骨气，在现实面前碎得稀碎的。 1956年，他终究放下了身段，加入民革并担任政协委员，本能安稳度过晚年，却又因过往的历史问题身陷囹圄，1963年病逝于西安家中，直到1980年，他的政治名誉才得以恢复。 冯钦哉的一生，从头到尾都裹着解不开的矛盾。他有保家卫国的抗日热忱，却在关键时刻背弃兄弟、站队强权；他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不堪，却又守着旧观念不肯转身；他想守住所谓的军人气节。 却终究在时代洪流里活得进退两难。他的拒官，从来不是什么傲骨凛然，只是半生算计落空后的执拗，是看不清历史大势的愚昧，更是旧时代失意军人，在时代更迭中最真实的迷茫与悲哀。 个人的执念，永远抵不过民心所向的历史洪流，唯有放下偏见、顺应时代，才能真正活出人生的价值，这是冯钦哉用一生的遗憾，留给后人的深刻警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