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去上海看病，在一家食堂吃饭。服务员看副司令穿着破衣服，嘲笑道：“衣服这么烂，该送到博物馆了！”副司令也不生气，只是微微一笑，对服务员说：“我女装都穿过……” 童炎生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一个普通农家，早年生活艰辛，1929年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基层战士起步，担任过湘赣边区红军独立第三团排长、湘赣军区敌后挺进大队分队长等职，参与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作战。在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中，他率队在山林间坚持战斗，面对敌军围追堵截，多次突围。1930年代的战斗环境恶劣，部队常年缺粮少药，他亲身经历过饥饿和伤病考验。这些早期经历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基础。他在部队中逐步积累经验，从班长到排长，再到游击队队长，显示出组织和领导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童炎生调入新四军，担任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副团长、团长、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副司令员等职务。他参与了韦岗战斗、黄桥战役等重要行动。在韦岗战斗中，部队设伏打击日军车队，缴获大量武器装备。黄桥战役是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对抗的关键一战，他指挥部队在苏北平原作战，贡献突出。1944年，一次检验缴获手榴弹时发生爆炸，他右手五指被炸断，从手腕处截肢。伤后他拒绝特殊照顾，用左手练习日常生活，不到一个月就返回岗位，导致伤口感染加重，进行第二次截肢。从此他成为独臂军人，继续在前线指挥作战。这种伤残没有阻碍他履行职责，反而成为他坚持革命的标志。 解放战争阶段，童炎生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副军长。他参与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型战役。在苏中战役中，部队连续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多个师。他在淮海战役中负责指挥部分部队围歼敌军，协调后勤保障。渡江战役时，他作为第一渡江司令部司令员，组织部队渡过长江，登陆江南。战役中敌军炮火密集，部队伤亡不小，但他确保任务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地方军区工作，历任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六旅旅长、上海警备区金山卫区司令员等职。这些岗位涉及城市警备和国防建设，他注重部队纪律和训练。 1955年，童炎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同时获得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些荣誉反映了他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的贡献。他在南京军区工程兵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位上工作多年。1960年，他率江苏省代表团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参与民兵组织建设。身为第三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出席会议讨论国防和地方事务。他的身体状况因多次负伤而复杂，独臂加腿部伤残影响行动，但他在岗位上坚持到晚年。1980年时，他已近70岁，健康问题开始显现，需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求诊。 1980年夏天，童炎生因旧伤复发或其他健康问题，从南京前往上海就医。当时上海医疗资源集中，如华东医院、瑞金医院等机构设备先进，医生水平高。江苏省军区安排他去那里治疗，以确保效果。他入住延安饭店，该饭店设有军级干部食堂，供部队人员用餐。在食堂就餐时，他穿着旧军装，布料磨损严重，补丁叠加。服务员看到后，出言不逊，称衣服烂得该送博物馆。她的话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注重穿着，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年轻一代对老军人的朴素作风理解不足，偶尔表现出轻视态度。这种互动凸显时代变迁下不同群体间的认知差异。 童炎生对服务员的话没有发怒，而是以一句“我女装都穿过”回应。这句话源于他战争年代的特殊经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他执行过化装侦察任务，为掩护身份，曾男扮女装潜入敌区收集情报。地下工作要求灵活变通，男扮女装是常见手段，帮助部队获取敌情，避免正面冲突。他在湘赣边游击战时，就使用过类似方法，穿越敌占区。解放战争后期，类似任务也出现过。这种经历让他对个人形象看得很淡，旧衣服在他眼中不过是小事。服务员闻言后不再多言，事件就此结束。食堂内有其他军人认出他，但被他制止，避免张扬。他坚持低调处理个人事务，不愿麻烦组织。 这个事件后，童炎生完成上海的治疗，返回南京继续工作。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但仍履行职责。1984年，他带病前往镇江韦岗，选定战斗胜利纪念碑址。那是抗日时期他参与的战场旧址，选址工作涉及实地考察和协调。他在北京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旧伤积累过多。1985年5月2日，他在北京市逝世，享年74岁。葬礼在北京举行，军区人员出席。他的遗物包括勋章和文件，被保存下来。逝世后，他的生平事迹被纳入军史资料，供后人研究。他的一生跨越多个革命时期，从红军战士到少将，体现了军人奉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