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开国大将王树声到部队看望女儿，不料被警卫兵拦下：“请您排队等候，领表登记。” 那天北京的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有点疼。 王树声没多说一句话，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钢笔，接过登记表认真填写。 队伍里有人小声议论这老头看着面熟，他只是低头拢了拢领口，棉帽檐压得更低了些。 两个小时后轮到他时，传达室的电话响了。 女儿王季迟跑出来，看见父亲站在雪地里，鼻尖冻得通红。 “爸，您怎么不说是来看我的？”她眼圈有点红。 王树声摆摆手，拉她坐在门口的硬板凳上，问的都是训练累不累、战友处得怎么样，半句没提自己等了多久。 王季迟在部队三年，战友们只知道她叫“小王”，没人想过她父亲是开国大将。 14岁入伍时，她和其他新兵一样参加文化测试、爬战术铁丝网，成绩全优才拿到入伍通知书。 驻地离家里不过半小时车程，她愣是因为值班和演习，半年没回过一次家。 不光是女儿，家里几个孩子从小就没享受过“特权”。 手绢袜子自己洗，床单被罩周末集中洗，保姆想搭把手都被王树声拦住。 1955年周总理号召撤销干部子弟学校，他第二天就把孩子转到普通小学，反复叮嘱“在学校别跟人说你爸是谁”。 对自己，王树声更是抠得“不近人情”。 1959年随团访问东欧，各国送的金银器皿、羊毛地毯堆了小半间房，他一趟趟往外交部跑，最后连块纪念牌都没留下。 随行人员劝他留件给孩子做纪念，他翻出早年农运时穿的补丁衣服：“当年闹革命，可不是为了这些。” 1972年大儿子王鲁光结婚，警卫员想着婚礼场面不能太寒酸，悄悄从单位搬来两把金丝绒椅子。 王树声看见当场就发了火，让警卫员立刻送回去：“公家的一针一线，咱们动了就是违纪。”最后婚礼就在老房子里办的，一张木板床，两床新棉被，连亲戚都没请几个。 后来王鲁光车祸致残，没跟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自己拄着拐杖创办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王季迟转业后一头扎进国防科研所，参与的雷达项目拿了国家奖，同事也是多年后才从档案里知道她的身世。 孩子们常说，父亲教他们最管用的，就是“把自己当普通人”。 1974年王树声病重住院，组织安排了带独立卫生间的高干病房，他说啥不肯搬，坚持住在六人间。 护士查房时总看见他帮邻床老人倒水洗脚，床头摆着的还是那本翻得起毛边的《共产党宣言》。 传达室那张硬板凳后来被部队留了下来，凳面上的磨痕里，还能看出当年一位父亲坐过的印记。 就像他上交的那些礼品清单，每一件都写着“王树声，普通党员”。 这种把“特权”当“枷锁”的清醒，让子女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走得踏实，也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时，心里总觉得熨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