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元宵节，哈工大食堂做了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这难得的一餐再回家。突然，校方宣读了一条通知，没想到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在招人，急需俄语翻译，想报名的马上填表，立刻出发去北京！ 他把碗一推，嘴都没擦干净，当场就报了名。这一走，不仅没吃上姐姐家的团圆饭，更是彻底改变了他原本想当一名土木工程师的人生规划。 这碗红烧肉，硬生生把一个潜在的修路架桥工程师，“拐”成了中国航天的奠基人。 到了部队，孙家栋才发现，国家送他去的地方比北京更远，苏联。 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孙家栋被送进了大名鼎鼎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 孙家栋那股子“东北人”的倔劲儿上来了。语言不通？那就死磕俄语。专业太难？那就没日没夜地学。 在苏联的七年里，孙家栋就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航空知识。毕业那年，他干了一件让所有苏联教官都竖大拇指的事儿，他所有科目全部满分，从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上，硬是摘下了一枚属于中国人的荣誉。 1958年，孙家栋带着金质奖章回国了。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飞机制造领域发光发热了，结果，“国家需要”再一次对他发出了召唤。 这回是钱学森。 那时候，中国刚开始搞导弹，急需人才。孙家栋二话没说，就被分配到了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搞起了导弹设计。 就在他导弹搞得顺风顺水，眼看就要出大成果的时候，1967年，命运的转折点又来了。 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要搞中国人自己的人造卫星。钱学森老先生亲自点将，指名道姓要孙家栋去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 那时候孙家栋3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面对钱老的重托，他只问了一句：“国家需要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立刻放下了手头熟悉的导弹工作，带着钱老给他拨的18个人，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一头扎进了卫星研制的泥潭里。 孙家栋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他作为“总师”的顶级魄力。当时卫星设计有个方案之争，为了确保卫星能“听得见、看得见”，孙家栋力排众议，砍掉了一大堆不成熟的、虽然先进但风险大的技术，只保留最稳妥的方案。 当时有人说他保守，说他胆小。孙家栋却说：“咱们第一次搞卫星，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而不是‘先进’的问题。先让它上去，比什么都强！” 1970年4月24日，随着“东方红一号”在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全中国沸腾了。 那天晚上，孙家栋仰望星空，泪流满面。 按理说，搞成了东方红一号，孙家栋的功劳簿已经够厚了，退休养老都没问题。但这位老爷子，似乎天生就是个“劳碌命”。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有GPS，俄罗斯有格洛纳斯，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却是一片空白。没有自己的导航系统，国家的国防安全就等于把脖子伸在别人的刀口下。 国家决定搞“北斗”。谁来挂帅？ 大家环顾四周，目光最后又落在了孙家栋身上。这时候，他已经65岁了，孙家栋接过了北斗导航系统总设计师的帅印。 那几年，孙家栋的身体其实已经亮红灯了。 有一次，卫星发射前夕，他在医院输液。突然听说发射场有点技术小状况，他拔掉针头，穿着病号服就往机场赶。医生护士拦都拦不住。 在北斗系统建设的18年里，孙家栋就像个“定海神针”。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与美国GPS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搞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混合星座导航系统。 如今，当咱们用着手机导航，享受着精准定位的时候，别忘了，天上那几十颗星星背后，有一个驼背的老人，为此耗尽了心血。 2004年，中国启动探月工程。这可是要去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啊，难度系数呈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孙家栋75岁。 国家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的帽子，又扣在了他的头上。当时有人心疼他，劝他说：“孙总，您功成名也就行了，万一这探月失败了，您这一世英名可就晚节不保啊。” 孙家栋听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如果只想着个人名誉，那我就不配当这个航天人。” 在“嫦娥一号”研制的那段日子里，70多岁的孙家栋依然是那个哪怕一颗螺丝钉都要亲自过问的“细节狂魔”。 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在那个激动的时刻，电视镜头捕捉到了感人至深的一幕：当指挥大厅宣布成功的瞬间，所有人都跳起来欢呼，而满头白发的孙家栋，却转过身去，偷偷地擦眼泪。 2009年，就在孙家栋80岁大寿前夕，躺在病床上的恩师钱学森，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 在这封信里，98岁的钱学森，竟然7次用了“您”这个称呼来称呼自己的学生孙家栋。 钱老写道：“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 孙家栋捧着这封信，哭得像个孩子。他说：“我这辈子做得再多，也都是在钱老的指引下完成的，我受不起这个‘您’字啊！” 这一声“您”，是两代航天人灵魂的对话，是薪火相传的最高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