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监净身方式可大有讲究，先秦讲究“去势”，只割睾丸，雄性激素还有点活动，秦汉为防乱搞男女关系，割蛋就算合格，到明朝规矩变了，皇帝嫌不干净，改成“全割”，鸡和蛋都清理。 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那会儿，紫禁城乱成了一锅粥，太监们没心思顾着抢金银细软，反倒疯了似的往一个地方冲，就为了抢回那些用油纸包着、挂在大梁上一辈子的“干瘪物件”。 帝制都塌了这群人却把这东西看得比大清江山还重，毕竟那是他们作为男人来过这世上唯一的凭证，这荒诞的一幕，追根溯源全是几千年前皇权的执念催生出来的，而这执念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太监净身方式的不断演变，这里面的讲究可太大了。 其实最早的时候太监净身没后来那么狠，殷商的甲骨文里早就有把战俘阉割了祭神或者当奴隶的记载，但那时候讲究的是“去势”，说白了就是只把睾丸割掉。 哪怕到了汉朝，正经的“宫刑”大多也还是这个路数。那时候皇帝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这人没法留后代，就不会威胁到皇室血脉，算是安全了。可从医学上来说，这种做法有个隐患，只没了睾丸，雄性激素并没完全断绝，男人的本能多少还剩点。 也正是这个隐患让后宫成了巨大的火药桶，最让秦始皇闹心的就是他母亲赵姬的事儿，赵姬宠信的嫪毐，号称“大阴人”，压根就没动过刀，靠着假身份混进了宫，他不仅和太后厮混在一起，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事儿彻底成了皇室几千年的心理阴影，也直接导致后来太监净身的规矩越来越狠，到了秦汉时期基于之前的教训，净身的标准就定在了“割蛋”上，只要把睾丸割了就算合格，皇帝们觉得这样就能防止后宫出乱子了。 可皇权对“绝对纯洁”的追求没个尽头，慢慢就把手伸向了更极端的身体改造，等到了明朝之前“只割睾丸”的方式就不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惨烈的“全割”，不管是睾丸还是阴茎，都得一刀切干净，这种“除根”式的做法，直接把净身手术变成了一场拿命去赌的局，稍微出点岔子就是死路一条。 为了让这种违背人性的手术能成，古人还真琢磨出了一套精密又残酷的流程，早年间做这手术，得进专门的“蚕室”，其实就是密不透风、烧着炭火的暖房，刚挨完刀的人最怕风寒，一旦感染破伤风，神仙都救不了，必须在这种暖房里捂上三个月，才算勉强捡回一条命，但这所谓的“技术”，全是踩着无数人的尸骨堆出来的。 明朝天顺年间有个叫阮让的太监在地方镇守，为了给宫里凑太监，一次性从苗族抓了一千五百个幼童来净身，那场面简直就是屠宰现场，止血全靠草木灰加红烙铁，简陋又粗暴，折腾了几个月因为疼死、流血过多或者感染而丧命的孩子就有三百二十九个，死亡率快到两成，可人死了也没人管，阮让直接再抓一批新的补上，直到凑够数送进宫交差为止。 就算手术这么凶险，到了王朝末期，哪怕是清朝，北京城里做这门“生意”的“刀子匠”依然门庭若市，当时最有名的是两家，一家是南长街的“毕五”，一家是地安门外的“小刀刘”。 这两家的手艺都是祖传的，朝廷还专门赐了六品顶戴，算是“官方认证”的绝活，想当太监可不是说切就切，这里面还有一笔不小的经济账。 做一次净身手术的“挂号费”就得六两银子，要知道那时候普通老百姓一年的生活费也就二两银子，也就是说穷人家想送孩子当太监，得不吃不喝攒三年才能凑够钱。 而且动刀前的仪式感重得吓人，刀子匠会像现在医生术前谈话一样，连着追问三次：“是自愿的吗？”“反悔还来得及！”“断子绝孙可不管我的事！”每一个问题都得让孩子大声回答，还得有人专门念“生死文书”，这可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纯粹是为了免责真要是孩子死在手术台上，刀子匠一点官司都不用担。 就算侥幸熬过了手术，后续的罪也难熬，清朝的净身讲究“斩草除根”，刀口的深浅全凭刀子匠的手感，切深了愈合后的肉会往里塌，一辈子都落下个毛病，尿尿呈扇面状乱洒，十个太监里九个裤裆常年是湿的，那股骚味怎么洗都去不掉，要是切浅了更麻烦，里面的软骨长出来后，还得再挨一刀重新割，这叫“刷茬”，又是一次生不如死的折磨。 太监们拼了一辈子命攒下的钱，最后大多都花在了赎这“宝贝”上。按老辈的迷信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六根不全的人死后进不了祖坟，也没脸见列祖列宗，下辈子都投不了胎，所以只要攒够了钱，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像娶媳妇一样，敲锣打鼓把“宝贝”赎回来，这叫“骨肉还家”。只有死后把这东西缝回身上，这辈子才算有个完整的交代。 皇权用最残忍的手段制造了“无根之人”，最后偏偏是这群人，成了动摇皇权根基的不安定因素，直到清朝覆灭，这长达三千年的残酷制度才彻底终结，只留下那些在兵荒马乱中抱着装“宝贝”的石灰罐子奔跑的身影，他们想找回来，哪里是什么身体的零件，分明是在那个吃人制度里早已破碎的尊严。 （信息来源：《阉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