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走红后的赵本山向妻子葛淑珍提出离婚，葛淑珍说：“离婚可以，那你要给我一些补偿吧？”赵本山接下来的举动令人震惊不已。 “你要离婚，我拦不住。”厨房里水汽氤氲，葛淑珍把抹布丢进水盆，手被泡得发白，声音却很稳，“但你得给我和孩子留条路。” 赵本山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鞋跟一点点敲着地板。两人之间不再有争吵，只有拉长的沉默。其实从他在外面忙得不着家，到孩子病情反复，再到一句话说不拢就放下筷子走人，这段婚姻早就冷到了尽头。 时间往前拨回去十几年。赵本山出身苦，六岁成了孤儿，跟着盲人二叔学拉二胡、吹唢呐，在村头集市卖艺糊口。那会儿谁提起他，都是一句“那家穷小子”。1979年，19岁的葛淑珍在媒人撮合下嫁给了他。结婚没酒席、没婚纱，俩人只是去扯了个结婚证，从此一起啃同一块黑面馍。 婚后，赵本山到处跑场子唱二人转，赚点演出费转身又花在路上；家里种地、喂猪、照顾老人，都压在葛淑珍一个人肩上。第三年，女儿出生，1982年，又添了个儿子赵铁蛋。可这孩子先天聋哑，还查出心脏有毛病，医院的单子一张接一张，家里的窘迫肉眼可见。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赵本山的命运悄悄拐了弯。80年代末，他在县剧团逐渐有了名气，1990年，凭借春晚小品《相亲》火遍全国，乡下的小演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腕”。 村里人都说葛淑珍“命好”，嫁了个大明星，却没人看到她在医院走廊里抱着病儿子打盹，在工地和饭店间来回奔波的身影。 男人被掌声和镁光灯推着往前走，女人则被柴米油盐牢牢拴在原地。赵本山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回到家也只是沉默地抽烟；葛淑珍在厨房忙，儿子在屋里咳嗽，女儿锁着门写作业，一家人同处一屋，却像住在四个世界。 1991年秋天，赵本山终于摊牌：“过不下去了，离吧。” 葛淑珍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哭闹，只是很平静地提了一个要求：“离婚可以，你得给我一点补偿，我得带着孩子活下去。” 赵本山沉默了很久，心里明白这些年亏欠有多重。那一刻，他决定净身出户，把这几年攒下的家底几乎全部推给她：约25万元现金、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有那辆夏利轿车。那是1990年代初的东北农村，盖一栋房子也就几千块，这笔钱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办完离婚手续，外头下着细雨。赵本山把银行卡和钥匙递给她，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就转身走下台阶。葛淑珍站在门口，没追出去，只在心里默默跟这段十二年的婚姻道了声别。 离婚后，赵本山的路越来越亮堂。春晚成了他的主场，《卖拐》《红高粱模特队》轮番上阵，他搭档的大腕一个接一个，吃饭从来不用自己掏钱，粉丝抢着买单，“东北有一座山，叫赵本山”不再只是玩笑。 而另一条路上，葛淑珍的每一步都带着砂砾。她先在饭店洗碗，手泡在洗洁精里裂满口子；又去工地扛水泥、晚上摆摊卖烤地瓜，只为了撑起家和孩子的药费。儿子病情一天天加重，1994年冬天，赵铁蛋终究没能挺过去。 那一晚，她坐在病房外一动不动，天亮才起身回家。第二天，她照样去上班，谁也没听她抱怨一句。 后来，她去了沈阳打工，在饭店刷盘子，在服装厂剪线头，什么苦活都干。攒下第一笔钱后，她开了个小饭店，起名“味真香”，再往后又把“老葛饺子馆”一点点经营起来，后来又开超市，做东北土特产，慢慢从一个被生活逼到角落的农村妇女，熬成了坐拥几家店铺的女老板。 有人叫她“百万富婆”，她只笑笑，说自己不过是比别人多挨了几回饿、多流了几身汗。 这些年，赵本山托人带过钱物，想补偿些什么，她一概婉拒：“已经是两家人了。”别人问起她后不后悔当初离婚，她说：“分开是对的，不拖累彼此。”再有人提赵本山，她就一句话：“他是他，我是我。”说完转身继续忙活。 从外人眼里，赵本山净身出户是仗义，是大度；可只有他们自己清楚，那是一个男人对这段婚姻最后的愧疚和补课。而葛淑珍接下那25万元和一套房，并不是想靠前夫吃一辈子，而是要给自己和孩子留一条体面生路。 多年以后，一个在灯光下继续说着段子，一个在案板前包着饺子。两条本该并行的命运，从贫穷里牵手，从富贵中分开，各自承担各自的代价。 人到中年再回头看，所谓“有些人能共苦，不能同甘”，并不只是无奈的感叹。赵本山用才华换来了滚滚声名，葛淑珍则用一双手，把苦日子熬成了底气。离开谁，生活都还得继续，只是她选择了不再仰着头看别人，而是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那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