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湖北巴东县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元老、民国开国元勋邓玉麟死刑，并定在4月10日执行。 邓玉麟出生于1881年2月19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石桥坪村一个土家族家庭，早年父母双亡后，他独自谋生。1894年，他投身张之洞招募的自强军，加入步兵第三十一标，逐步从普通士兵升至炮八标正目。这段军旅经历让他掌握了炮兵技能，也为后来革命活动打下基础。1908年，经孙武介绍，他秘密加入共进会，作为同盟会外围组织成员，开始联络军中同志，准备推翻清廷统治。他的加入标志着新军内部革命力量的增强，推动了湖北地区革命准备工作。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邓玉麟奉命返回湖北，担任孙武助手，负责调查和筹备。他参与小朝街85号指挥部的组织工作，确保起义信号发出后的行动协调。起义爆发后，他率队冲向楚望台军械库，夺取武器分发给革命军。随后，他指挥部队登上蛇山，架设大炮轰击湖广总督府，迫使总督瑞澂逃跑。这次炮击直接促成首义成功，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军务部参议，在孙武到职前实际主持事务。在保卫武昌战斗中，他任步兵第七协统领，组织防御，阻挡清军进攻。 民国成立后，邓玉麟获中将军衔，参与军政府事务处理。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他率部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反对袁氏专权。袁世凯称帝时，派人以升上将和咨议长职位拉拢，他拒绝诱惑，前往上海继续反袁活动。袁死后，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他再次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这段时期，他多次穿越山区，指挥部队攻占据点，展现了对民主革命的坚持。 孙中山逝世后，邓玉麟支持北伐战争，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在荆沙和宜昌战役中指挥渡江作战。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掌权推行反共政策，他作为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拥护者，反对这些举措。对民国军政界内部争斗不满，他选择退出，寓居上海。在汉口，他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俱乐部，帮助革命后代和同志。这反映了他对革命事业的长期关怀。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扶持汪精卫伪政权，试图以高官职位招揽邓玉麟，利用其辛亥元勋身份。他严拒邀请，为避日伪势力，从上海迁往重庆大后方。战争胜利后，他返回巴东县老家，过上养老生活。国共和谈期间，他前往重庆会见董必武，两人交换意见。1949年，蒋介石派人邀请他去台湾，他拒绝，留在巴东等待解放军到来。这决定体现了他对国民党失望的态度。 巴东县解放后，邓玉麟被视为开明乡绅，当选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乡村事务讨论。1950年底镇反运动开展，他被逮捕关押。审讯中，他陈述过去革命经历，但未改变结局。1951年3月，巴东县法院审理，以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执行日期定为4月10日。这判决基于其历史身份，却缺乏具体证据，引发家人多方求助。 邓玉麟亲属得知判决后，向县政府递交申诉，未获回应。他们联系旧识，最终找到董必武。董必武作为辛亥时期战友，了解邓玉麟贡献，当即发出刀下留人电报给中南局，要求转达巴东县。电报内容强调邓玉麟革命功绩，旨在阻止执行。但转发过程延误，电报抵达时，邓玉麟已于半小时前被执行枪决。这次时差导致营救失败，凸显了运动中的执行急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拨乱反正，各地复审历史案件。1982年6月，适逢辛亥革命胜利71周年，巴东县法院根据上级指示，对邓玉麟案件进行复审。调查小组查阅档案，走访当地老人，核对生前活动记录，发现逮捕和判决无事实依据，属于误杀。县法院内部讨论后，形成无罪结论，并对外发布公告。 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审核后，宣布无罪平反，恢复邓玉麟辛亥革命人士荣誉称号。巴东县政府拨款重修墓碑，选址大石桥，刻上姓名和生卒年月。2004年，县政府再次拨款，由县委组织修缮墓地，绿化周边。2005年10月，巴东县重修将军碑墓，墓址位于野三关镇，占地扩展，增添纪念设施。 平反后，邓玉麟后人领取相关文件，县政府提供有限抚恤，用于墓碑维护。但先前没收财产未作额外补偿。这过程体现了拨乱反正对历史冤案的纠正，邓玉麟在武昌起义中的贡献重新得到认可，如创办遗孤教养所等事迹被纳入地方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