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南博故院长曾昭燏女士，入土为安并立碑后，一张罕见的镜头，此时距离他离世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她的墓碑庄严肃穆，而且墓地选址很特殊，虽然生前没有留下遗言，但是最终她的长眠之地选择在祖堂山南麓，因为这里距离她主持南唐二陵考古发掘的地方不太远 镜头里的墓碑是青石打造的，没有繁复的雕饰，只刻着“曾昭燏女士之墓”几个遒劲的大字。石碑前摆着一束风干的野菊，是常来祭拜的考古队员留下的。祖堂山南麓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掠过墓前的空地，远处就是南唐二陵的方向——那是曾昭燏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地方，也是她与考古事业结缘最深的起点。 1909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湘乡的名门望族，曾家一门出了曾国藩等多位名人，家风严谨，重教崇文。她自幼聪慧，通读古籍，却没走传统大家闺秀的路子。1932年，她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一头扎进了考古学的世界。那个年代的女性，抛头露面跑田野考古是件稀罕事，有人劝她“女孩子家摆弄瓶瓶罐罐没出息”，她却笑着反驳：“考古是叩问历史，不分男女。” 1937年，抗战爆发，曾昭燏跟着学校南迁，一路颠沛流离，却始终抱着一箱考古笔记。她在昆明的茅草屋里整理文物资料，在重庆的防空洞下撰写考古报告，炮火声中，她愈发坚定了“用考古唤醒民族记忆”的信念。1946年，她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专攻史前考古，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女性考古学者。留学期间，她拒绝了国外博物馆的高薪聘请，理由很简单：“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也在中国。” 1950年，曾昭燏受命主持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帝王陵墓考古项目。当时的祖堂山荒草丛生，交通闭塞，发掘条件极其艰苦。她和队员们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吃着糙米饭配咸菜，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工具上山。没有先进的探测仪器，她就凭着扎实的学识，一点点勘探土层；没有专业的清理设备，她就用小刷子和竹签，小心翼翼地拂去文物上的尘土。 发掘过程中，意外频发。有一次，墓道突然塌方，碎石砸下来，她一把推开身边的年轻队员，自己却被擦伤了胳膊。队员们劝她休息，她却裹上纱布继续工作，说：“南唐二陵是国之瑰宝，早一天发掘，就能早一天让它重见天日。”历时三年，南唐二陵的发掘工作圆满完成，出土的陶俑、石刻、玉器等数百件文物，填补了五代十国时期考古的空白。曾昭燏撰写的《南唐二陵发掘报告》，至今仍是考古学界的经典文献。 1954年，曾昭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成为国内首位女性博物院院长。她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馆藏文物，给每一件文物建立详细档案。她常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们。”她亲自带队走访江苏各地，征集散落民间的文物，很多珍贵的青铜器、书画，都是她凭着诚意和耐心，从藏家手中征集而来的。 她的一生，没有结婚生子，没有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考古事业。她的办公室里，永远堆着厚厚的考古资料；她的衣柜里，总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布衫。同事们说，曾院长是个“工作狂”，她却自嘲：“我这辈子，就和老古董打交道了。” 1964年，曾昭燏走完了她短暂而璀璨的一生，享年55岁。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留下了一屋子的书籍和手稿。亲友和同事们商议她的安葬之地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祖堂山南麓。他们知道，这里有她亲手发掘的南唐二陵，有她洒下过汗水的土地，这里是她最眷恋的地方。 1965年的立碑仪式很简单，只有几位老同事和考古队员到场。他们站在墓碑前，想起曾昭燏带着大家发掘陵墓的日子，想起她在博物院里给年轻人讲解文物的样子，眼眶都红了。这张罕见的镜头，定格了墓碑的庄严肃穆，也定格了一位考古学者的赤诚与执着。 曾昭燏的一生，是为考古事业燃尽自己的一生。她把自己埋在了挚爱的土地上，与南唐二陵遥遥相望，继续守护着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正是中国考古学者最宝贵的精神底色。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