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同志的经历可谓传奇，她早年曾意外与军统高干有过一段恋情，后来因为志向不同，分道扬镳。 莫耶的父亲是福建一县的豪强，手里握着千把人的武装，却在权力斗争里败下阵来，转头做起了生意。 他送女儿读书，盼着她成个名媛，可莫耶偏在同学影响下办起了左翼刊物。 父女俩吵翻了天，父亲把她锁进房间，是母亲偷偷塞了钱，让她连夜逃去了上海。 那时的上海是进步青年的聚集地，她以为找到了新天地，却在这里遇见了化名陈仓的沈醉。 沈醉那时刚从军统特训班毕业，伪装成自由撰稿人接近进步群体。 他们在咖啡馆聊文学，在公园谈救亡，莫耶没察觉他西装口袋里藏着军统的证件。 直到沈醉递交结婚申请，军统的审查报告摆在戴笠桌上女方思想左倾，恐为共党渗透，婚事被一票否决。 莫耶的父亲也赶来上海，指着沈醉骂名不见经传，她却铁了心要和他同居，以为爱情能敌过一切。 1937年的炮声改变了一切。 上海的左翼人士纷纷组队去延安，莫耶收拾行李时问沈醉要不要一起走。 沈醉沉默了半宿，终于说了实话：我是军统的人。 莫耶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突然明白他们聊的不是同一种救亡她要的是打破旧世界，他守的是国民党的江山。 她没哭，只是把他送的钢笔留在了桌上，转身加入了奔赴延安的队伍。 到延安的莫耶进了文宣系统，每天写稿到深夜。 窑洞的煤油灯昏黄，她却觉得比上海的霓虹亮堂。 在这里，她认识了方唯若，李克农的外甥，也是搞文宣的战友。 他们一起编《边区群众报》，一起在街头演抗日剧，同志们看在眼里，起哄着撮合。 1940年的婚礼很简单，贺龙端着粗瓷碗当酒杯，说革命夫妻就该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建国后莫耶去了甘肃，成了《甘肃日报》的副总编辑，亲手创办了农村版，把土改政策写成老百姓看得懂的故事。 可1957年反右时，她因为主张文艺要讲真话被停职，1965年四清运动，又有人翻出她和沈醉的过往，说她历史不清白。 她把自己关在书房，一遍遍写申诉材料，钢笔水用了一瓶又一瓶，就像当年在延安写文章那样执着。 1979年平反那天，莫耶摸着办公桌上的旧报纸，突然笑了。 她重新拿起笔，写《延安散记》，写那些年的战友和煤油灯。 1986年她在兰州病逝时，书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稿子。 而远在北京的沈醉，那时已经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写了很多军统往事，却从没提过上海有个叫莫耶的姑娘。 有人说他是愧疚，我觉得，那是他对她最后的保护毕竟在那个年代，军统前女友这五个字，太容易让她再次受伤。 当年上海咖啡馆里那支没送出去的钢笔，后来被莫耶带去了延安，又跟着她到了兰州。 这支笔写过情书，也写过檄文，写过蒙冤时的申诉，也写过平反后的喜悦。 莫耶这辈子没留下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可这支笔见证的，是一个女性在时代洪流里，始终没松开信仰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