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1989年，中南海收到了一份极不寻常的报告，这份文件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涉及军国大事，而在于其签署人——周恩来总理的遗孀、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大姐。 这报告一路递到了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案头。看完邓大姐亲笔写下的恳求，江主席提笔批了八个字：“可敬可佩，可昭后人。” 这八个字，敬的是一位老革命家直面生死的唯物主义精神，佩的是她那份把个人置之度外、一心只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共产主义觉悟。 但话说回来，敬佩归敬佩，这事儿真要办，难于上青天。 这念头，不是邓大姐一时兴起。早在1976年，周总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全身插满了管子，日日夜夜跟癌痛搏斗。 邓大姐守在病床前，眼睁睁看着爱人遭受着现代医学带来的、漫长而又无奈的煎熬。 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让她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 人的生命，终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无休止地“续命”，还是有尊严地谢幕？ 总理走后，这个想法在她心里扎了根。她常说，人体的衰亡，跟机器老化是一个道理，到点了，就该得体地退场。 加上她自己，从60年代起就疾病缠身，大大小小的病症加起来有17种之多。 她最怕的，就是自己倒下后，成为组织的负担，耗费国家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 不愿成为负担，成了她晚年最大的一个执念。 所以早在1982年，她就悄悄立下了一份遗嘱。内容清清楚楚： 病危时不抢救，不用昂贵的进口药；去世后，现在住的房子交公，不许搞什么故居、纪念馆； 骨灰撒掉，不占一寸土地；亲属们，更不能因为她的关系得到任何特殊照顾。 这份遗嘱，就是她对自己身后事最周全的“总调度”。 到了1988年，北京一家电台做了个大胆的节目，公开讨论“安乐死”。 邓大姐听到后，精神为之一振，立马提笔给电台写了封信。 信里，她不仅公开支持，还掷地有声地表示，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践“安乐死”的人。 她想做那个“带头人”，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推动这项人道主义的进步，也为国家节省资源。 可问题来了，想法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得很。 邓大姐的身份太特殊了。在中国这个讲究“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社会里。 给一位功勋卓著、深受爱戴的领导人实行“安乐死”，这在伦理上、情感上都是一道巨大的坎。 别说中央领导，就是她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谁又忍心、谁又敢在她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不伸出援手呢？ 时间一晃到了1991年，邓大姐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陷入昏迷。 当医疗团队准备全力抢救时，她一度短暂地恢复了意识，虚弱地摆着手，示意不要抢救。 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赶来的中央领导，都含着泪恳求她：“邓大姐，让我们再努力一次吧！” 最终，手术还是做了。这次抢救，从医学上是成功的，将她的生命又延长了将近一年。 但对邓大姐来说，这多出来的一年，却是身心双重的负重。 她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这样的活着，没有质量，只是在拖累大家。 1992年，她因感冒引发了严重肺炎，高烧不退。 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时刻，她看着围在身边的医生护士，用尽力气说出了最后的请求：“不要再浪费药物了，让我安乐死吧……” 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泣不成声。他们能做的，只有违背她的意愿，继续全力救治。 同年7月11日，邓颖超大姐在沉睡中，呼吸悄然停止。 她走得非常平静，没有经历巨大的痛苦。 虽然形式上，她没能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但这种安详的离去，或许是命运给予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最后的慰藉。 她的身后事，完全按照她1982年那份遗嘱执行。没有追悼会，只有简单的遗体告别。 骨灰，由工作人员遵照她的遗愿，伴随着鲜花，撒入了她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地方——天津海河。 没有墓碑，没有陵园，不占国家一分一寸的土地。 她用最彻底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尊严的最后证明。 从1976年目睹总理的痛苦，到1992年自己生命的终点，邓大姐用了16年的时间，去思考和践行自己对生死的理解。 她留给这个世界的，不只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纯粹、无私、坦荡的胸怀。 她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所考虑的，依然是如何“不给人民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