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焦裕禄书记临终前留给妻子一句话：“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要补助、要救济。” 焦裕禄同志的衣服、鞋袜，那真是补了又补，一床被子翻过来用，已经到了“实在不能再补”的程度。 1964年2月，兰考灾情严重，国家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们，心疼焦书记的棉袄破得不成样子，偷偷送了3斤棉花票到他家，想让他换件新的。 结果呢？焦裕禄知道后，让妻子马上退了回去。他说了：“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衣破点，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3斤棉花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可他眼睛里，装的不是自己那件“打满补丁的旧衣”，而是兰考全县的百姓。 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同志是怎么撑起这个家的？ 她始终把丈夫临终那句话刻在心头，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或补助。 1965年，兰考县的财务干部王怀彦到徐俊雅家送工资。他看到灶台上放着窝头已发黏的剩饭，就问为啥不丢掉。徐俊雅淡淡地说：“在水里泡泡，上笼蒸蒸，还能吃。” 王怀彦问她钱够不够用。徐俊雅回答：“工资发下来，买了面、买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了。” 那时，焦裕禄不在了，家里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13元的抚恤金，要养活一家老小6个孩子。生活拮据到什么程度？ 二女儿焦守云回忆，母亲为了给孩子们改善生活，有一次去买鸡蛋，被小贩骗走了10元钱。母亲回家后伤心地哭了好几次。“10元钱，在当时就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孩子们没衣服穿，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的旧衣服找出来，用剪刀针线改小。一针一线，缝进去的是对丈夫的思念，是生活的艰辛，更是对“不搞特殊”遗训的坚守。老大穿完老二穿，作业本正反面都写完才换新的。 徐俊雅同志，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一辈子践行了对丈夫的承诺。她没有一句怨言，没有向组织伸过一次手。这种坚韧、自立、不给集体添麻烦的精神，是焦家家风的第二条根基。 如果说焦裕禄给自己立下了“低标准”的生活底线，那他对子女，则是立下了“不搞特殊化”的为人底线。 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当时县里几家机关单位都想给她安排体面工作：话务员、教师、县委干事。十几岁的姑娘心花怒放，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他说：“你缺了一堂劳动课，这是不可以的。” 最终，他把女儿安排去了兰考最辛苦的副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做酱油醋、腌咸菜。报到那天，他亲自去，不是去“打招呼求照顾”，而是叮嘱厂长不要特殊对待。 焦守凤被安排在最累的岗位：洗萝卜、切萝卜、做咸菜，甚至要做酱油醋、挑着担子去送货。切辣椒时，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她觉得委屈，埋怨父亲心太狠。 父亲教育她：“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学习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 还有“看白戏”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大儿子焦国庆看戏没买票，被检票员放进去了。焦裕禄知道后勃然大怒，批评儿子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第二天，他带着儿子去补票、检查。随后，更是建议县委发通知，规定全县党员干部和子女“谁也没有资格看白戏”。 这种“不近人情”的严格，正是他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财富：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便宜，不借父亲名义搞任何特殊。 今天，焦裕禄的6个子女：焦守庆、焦守凤、焦守云、焦守军、焦跃进、焦保钢（已故），全部成了共产党员。他们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为人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敢“搞特殊化”。 焦守云拒绝商业顾问的邀请：“人家凭啥请我去？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 焦跃进后来成了开封市政协主席，但他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他常说：“父亲在世时，曾因为我们兄弟几个看了一场‘白戏’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现在虽说是市场经济了，但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变。”他始终记得母亲那句话：“干好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干不好，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 焦裕禄临终时说：“我也没啥好留给你们的了……” 他留下的，不是物质，而是信仰和品格。是妻子徐俊雅用一辈子操劳守下的清贫、自立；是子女们代代相传的“不搞特殊”的家风；更是穿越时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最朴素、最纯粹的底色。焦裕禄，他把对人民的爱，化成了对自己和家人的严苛要求。他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民族最闪亮、最温暖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