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00名红军在路过贵州时突然消失，中央找寻多次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下落。直到67年后，才从贵州一个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下落...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34年10月17日，贵州深秋的清晨，雾气像棉絮一样缠绕在困牛山的山腰。 这是一座地形奇特的山，三面都是刀削般的悬崖，底下是黑滩河湍急的水流。 此刻，在虎井沟一段悬崖边上，百来个年轻的身影紧紧靠在一起。 他们军装破烂，满脸烟尘，许多人身上都带着伤，渗出的血把灰布染成了深褐色。 山下，敌人的叫骂声和拉枪栓的声音越来越近。 更让人揪心的是，冲在最前面的，是一群被枪顶着后背、穿着百姓衣服的老乡。 敌人狡猾地躲在这些人身后，一步步往上压。 “团长，子弹全打光了！” 一个嘴唇干裂的小战士哑着嗓子报告。 团长田海清看了看身边这些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又望了望悬崖下云雾缭绕的深谷。 他缓缓抽出插在腰间的刺刀，在一块岩石上“铛”地一声，把枪托砸断。 “同志们！” 他的声音在山风里有些颤抖，但异常清晰， “我们是红军，宁可跳崖，绝不当俘虏！绝不向老百姓开枪！” 没有多余的言语。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默默地将手中的步枪、大刀在石头上砸断、砸弯。 金属折断的声音在山谷间回响，清脆而决绝。 19岁的司号员何步荣紧紧攥着那把跟随他转战千里的军号，铜质的号身有几处凹痕，在晨光中微微发亮。 第一个战士走到崖边，回头朝战友们笑了笑，纵身跃下。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像下饺子一样，但没有任何呼喊，只有身体划过空气的沉闷风声，和许久之后从谷底传来的、微不可闻的回响。 何步荣是最后几个之一。 他跳下时，手里的军号没有松开。 也许是命不该绝，他在半空中被岩缝里长出的老藤缠住了，昏死过去。 等他在剧痛中醒来，太阳已经偏西，山上的枪声和喊杀声早已平息。 这段悲壮往事，要从头说起。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九千多人从江西出发，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 队伍里最年轻能打的红52团，一直冲在前面。 10月初进入贵州石阡县后，在甘溪镇突然陷入敌人重围。 为了掩护主力突围，师长龙云带着52团八百多人主动留下断后。 他们边打边撤，把几倍于己的敌人引向困牛山这个绝地。 血战两天两夜后，弹尽粮绝，被逼上了悬崖。 跳崖的一百多人中，只有何步荣等寥寥几人被树枝藤蔓挂住，侥幸生还。 跳崖的悲壮掩护了主力，但52团剩余的战士和龙云师长的命运同样坎坷。 龙云带着另一部分人拼死突围，受伤被俘，受尽酷刑，最终在1936年英勇就义。 而整个52团八百壮士，几乎全部牺牲，他们的故事也随着硝烟散去，沉寂在贵州的群山之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从长征路上到新中国成立，组织上多次派人到石阡一带寻找这支队伍的下落，但只得到些零星的传闻。 800个活生生的年轻人，仿佛被大山吞没了一样，无声无息。 转机出现在2001年。 石阡县党史办一位叫杨又铸的研究员，在翻看一堆泛黄的旧资料时，眼睛停在了一行模糊的小字上： “有百余名红军，在困牛山跳崖。” 他心里猛地一震。 杨又铸开始往深山里跑。 困牛山一带村落分散，山路难行。 他找到村里最老的老人，坐在人家的火塘边，递上烟，慢慢聊。 起初老人们吞吞吐吐，时间久了，才陆续开口。 一个九十多岁、牙齿掉光的老汉，用含糊不清的土话说： “那些人啊……年纪比你孙子还小……枪都对着脑门了，硬是不朝我们这些穿百姓衣服的开枪……” 老人混浊的眼睛望着远处的山崖， “后来就听到崖下头噗通噗通的响，像下石头雨。” 另一个老太太回忆，战斗过后几天，她爹壮着胆去崖下收尸，看见那些小战士手还紧紧握着砸断的枪把子。 “我爹回来说，造孽啊，都是好后生。后来每年清明，我们这儿有人会偷偷往那边撒把纸钱。” 最关键的线索，是杨又铸找到了司号员何步荣的儿子。 在村民陈国善家养好伤后，何步荣就留在了当地，娶妻生子，直到2001年去世。 他生前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擦拭那把铜号，但关于过去的事，说得很少。 他儿子从箱底拿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正是那把锃亮的军号，号嘴处有一个明显的磕痕。 “阿爸说，这是他的命。” 杨又铸把搜集到的口述、物证，一点一点整理出来。 2004年，经过上级调查核实，这段湮没了整整七十年的历史，终于被正式确认。 红52团八百壮士的下落，水落石出。 2009年，在当年跳崖的虎井沟悬崖上，立起了一座青石碑。 碑文简单，只写着“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山风吹过悬崖边的松林，呜呜作响，仿佛还在回荡着当年那没有吹响的冲锋号，诉说着那群年轻战士，在最后时刻的忠诚与抉择。 主要信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困牛山的红色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