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人员：“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关键，即使没有我们……” 王淦昌在那时已经不再是物理研究所里写论文的科学家，而是深入到核武器研发核心地带的实际指挥者。 可很少有人知道，十几年前，他还在德国柏林大学跟随丽泽·迈特纳研究原子核结构，和核裂变理论仅一步之遥。 1935年，王淦昌提出了中微子间接探测法，这一思路比1956年美国科学家科温与里纳斯首次实验探测到中微子还早了二十多年。那年他才二十出头，但已经是世界物理学界关注的青年才俊。 回国后，王淦昌参与了中国第一所核研究机构的建设。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主持实验，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国际上评价极高，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热门候选。 但就在各国科学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时，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加密电报，只有六个字：“国家需要，速归。” 王淦昌当天就决定收拾行李回国，放弃了正在进行的实验和即将公布的成果。 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犹豫。 回到国内时，中国正处于核武器研发的关键阶段。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原子弹设计项目几乎停摆。当时的核反应理论、爆炸机制、装置模型几乎都需要从头建立。 王淦昌临危受命，接手了最核心也是最难啃的“中子点火器”研究任务。他知道，没有这一部分，中国原子弹哪怕外壳再完美也无法成功引爆。 没有计算机，他就组织人手用算盘、纸笔反复计算；没有实验数据，他就带人亲自下场做材料测试。 那次事故发生在青海试验基地，一批高放射性材料在搬运过程中封存失败，出现了辐射外泄。王淦昌二话不说，第一个穿上防护服冲进事故核心区。 那时他已年近六十，站在戈壁滩里，脸被风吹得起皮，手上皮肤被辐射灼伤，依旧坚持和队员一起完成排险任务。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却已将注意力转向下一步。他首次提出以激光压缩为路径的核聚变理论，并认为中国应当同步布局这一领域。 虽然这一构想在当时被不少人质疑，但十年之后，中国“人造太阳”项目正式启动，使用的正是激光惯性约束聚变路径。 王淦昌是贯穿中国现代科技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从中微子探测设想到原子弹心脏设计，从核聚变理论到863国家战略，他始终在第一线。他的抉择与牺牲，塑造了一代科学精神，也构筑了共和国的技术基座。 那位苏联专家临走前的那句话是一种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