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徐州一主任医生背着妻子，偷偷服用了4克毒性极强的曼陀罗花，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一壮举，造福了无数病患！ 这位医生名叫王延涛，当时任职于徐州当地的医疗机构，主攻麻醉领域的研究。 谁能想到，这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藏着一个医生对患者的极致担当。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麻醉学科还处于初创阶段，专业人才紧缺，麻醉药物更是严重依赖进口。 一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乙醚作为当时临床主流的吸入式麻醉剂，因原料断供导致全国生产商陆续停产，医院的库存很快消耗殆尽。 王延涛所在的医院里，十几名急需手术的患者排起了长队，没有麻药，手术就无法开展。他亲眼见过肝癌患者疼得浑身抽搐，见过骨折病人在清创时咬碎牙关，家属的哀求、患者的呻吟，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作为麻醉科主任，他曾在南京学习过当时最尖端的麻醉技术，还亲手培养了一批麻醉人才，可此刻面对无药可用的困境，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 难道就让患者们这样生生挨着？王延涛不甘心。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翻遍了古今中外的医学典籍，从西方麻醉学专著到中医古籍，连休息时间都在琢磨替代方案。 一天深夜，台灯下的一本《本草纲目》让他眼前一亮——李时珍曾记载曼陀罗花“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不觉苦”，三国华佗的“麻沸散”也被推测以曼陀罗花为主药。 这个发现让他振奋，可曼陀罗全株有毒，含莨菪碱、东莨菪碱等强毒性生物碱，成人误食少量就可能出现瞳孔散大、幻觉谵妄，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没人知道安全的麻醉剂量到底是多少。 动物实验的结果始终不理想，人体与动物的代谢差异太大，要想精准掌握药效和剂量，必须在人身上试验。同事们纷纷劝阻，家人更是坚决反对，毕竟这无异于以命相搏。 王延涛没有退缩，他太清楚患者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趁着妻子上夜班、孩子熟睡的深夜，他第一次偷偷服用了1克曼陀罗花粉，只觉得身体发飘，疼痛感并未完全消失，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几天后，他将剂量加到2克，昏睡了整整三个小时，醒来后立刻记录下身体反应，这份数据让他看到了希望。为了尽快确定全麻所需的安全剂量，他咬牙将剂量提升到4克，这个剂量远超已知的中毒阈值。 服下药物后，他很快陷入昏迷，瞳孔散大、皮肤潮红，心率飙升到120次/分，同事们在一旁随时准备急救，直到九个小时后，他才缓缓苏醒，第一句话竟是“记录下来，这个剂量有效”。 可王延涛的研究并未止步，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同样有麻醉功效但毒性更强的闹羊花。 妻子辛治娟看着丈夫一次次以身犯险，既心疼又敬佩，她不愿让丈夫独自承担风险，竟趁着丈夫外出，偷偷服用了3钱闹羊花。 毒性瞬间发作，她昏迷不醒、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抢救了七天七夜才脱离危险。醒来后，她拉着王延涛的手说：“你是为了病人，我陪你一起，值了。” 夫妻俩的牺牲没有白费。1970年，以曼陀罗花（洋金花）为主要成分的“复方洋金花”麻醉剂成功应用于临床，第一台手术在平稳的麻醉状态下完成，让无数医患看到了希望。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王延涛，亲自将这种麻醉方式命名为“中药麻醉” 。 此后十年间，中药麻醉在全国广泛推广，从1971年到1975年，三届全国中药麻醉学习交流会在徐州召开，无数原本因缺药无法手术的患者得以获救。 有人说王延涛太冒险，这种以身试药的方式不可取。不可否认，曼陀罗中毒的风险极高，一旦剂量失控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这种极端方式确实不应被盲目模仿。 但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技术受限的年代，他的“冒险”不是鲁莽，而是基于深厚医学知识的精准判断，是“患者至上”的信念支撑。他深知，作为医生，面对患者的痛苦，不能只说“无能为力”，更要主动寻找出路。 后来的日子里，王延涛没有停下脚步。他编写了徐州医学院第一稿临床麻醉学和疼痛学教材，用案例和故事授课，成为学生最喜爱的教授。 他倡导设立了江苏省首个疼痛门诊，凭借精湛技术被患者亲切称为“王一针”；退休后，他和妻子一起签订了遗体捐献协议，2023年逝世后，以“无言良师”的身份回到母校，继续为医学教育奉献 。 从偷偷试药的冒险，到惠及全国的科研成果，再到一生奉献的医者仁心，王延涛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大医精诚”。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医学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背后是无数医者的坚守、牺牲与担当。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最纯粹的初心；没有充足的资源，却有最坚定的信念。 这种把患者生命放在首位、为医学事业甘愿奉献的精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我们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