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郑文道被捕，日军准备将他带到宪兵司令部审问，路上，他却趁日军不注意跳车，未死。但不久后，他又选择跳楼自尽！ 谁能想到，这个决绝赴死的年轻人，原本是沪上小有名气的电机工程师。郑文道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爱国教员，从小就教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0岁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时，他本有机会去洋行做高薪工程师，或是远赴美国深造，可看着日军铁蹄踏碎江南水乡，看着同胞在刺刀下苟延残喘，他毅然撕碎了出国签证，转身加入了地下抗日组织。 他的双手，本该操控精密仪器，却扛起了传递情报的重担。1940年起，郑文道负责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的无线电联络，白天在工厂做工程师掩人耳目，晚上就躲在阁楼里组装电台、破译密码。阁楼里闷热潮湿，蚊虫叮咬得他满身是包，可只要耳机里传来战友的信号，他就浑身是劲。为了不暴露，他从不和家人透露工作，甚至很少回家，母亲每次打电话问他何时归，他都只说“忙完这阵就回”，这一“忙”，就成了永别。 被捕那天，他刚完成一次紧急情报传递。日军根据叛徒的指认，在他下班的路上设下埋伏，冰冷的枪口顶在他后背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悄悄攥紧了口袋里的微型密码本——那上面记着三位地下交通员的联系方式，绝不能落入日军手中。押上汽车时，他故意装作惊慌失措，让日军放松警惕，车子行驶到南京路拐角时，他突然猛地撞向车门，趁着日军拉扯的间隙，纵身从行驶的汽车上跳了下去！ 水泥路面的撞击让他左腿骨折，剧痛钻心，可他还想往前爬，想找个隐蔽处毁掉密码本。可日军很快追了上来，死死按住他的肩膀，搜走了口袋里的本子。郑文道躺在地上，看着日军得意的狞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他们从自己嘴里套出半个字。 被关押在宪兵队地下室的日子，日军没立刻动刑，反而假意劝降。他们许诺高官厚禄，说只要他交出更多联络名单，就能让他继续做工程师，甚至送他去东京发展。郑文道听着这些诱惑，只觉得无比讽刺：“我是中国人，绝不会为侵略者卖命！”日军见软的不行，就亮出了刑具——老虎凳、电刑器、辣椒水，摆了满满一屋。可即便如此，郑文道始终咬紧牙关，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 他清楚，日军不会善罢甘休，酷刑迟早会加到他身上。自己受过专业训练，知道哪些信息是致命的，可人的意志力终究有极限，他怕自己扛不住酷刑，更怕一旦屈服，会有更多战友倒在日军的枪口下。那个深夜，他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摸了摸骨折的左腿，想起了父亲教他的《正气歌》，想起了战友们期待的眼神，心里做了最后的决定。 趁着看守换岗的间隙，他拖着受伤的腿，一步步挪到地下室的窗口。窗口很高，下面是坚硬的水泥地，他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力气爬上窗台，朝着南方——家乡和战友们所在的方向，深深望了一眼，然后纵身跳了下去！年仅28岁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那个漆黑的夜晚。 日军万万没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抓捕的“重要人物”，竟然如此刚烈。他们从郑文道的身上，除了那本已经被他用牙齿咬得残缺不全的密码本，什么都没得到。而那三位记在密码本上的交通员，因为郑文道的牺牲，及时转移，安然无恙。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像郑文道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道路；他们不是不怕死，只是心中的信仰，比生命更重要。日军能摧毁他们的肉体，却永远打不垮中国人的骨气，永远磨灭不了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家国情怀。 郑文道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知道前路是死，依然选择为了正义和信仰挺身而出。这种精神，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