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年仅14岁的司徒美堂怀揣母亲借来的50元龙银，从广东开平县赤坎镇启程，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旧金山。 初到美国，迎接他的不是旧金山的繁华，而是白人的歧视与欺辱——刚下船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脏东西扔了一身，这一幕让他终身难忘。 兜里的50元龙银没敢乱花一分，司徒美堂白天在唐人街的一家洗衣店当学徒，晚上就蜷缩在店铺的角落打地铺。洗衣店老板是早年来美的华侨，心眼不坏，却也只能教他些洗衣熨烫的手艺，没法护他躲过街头的欺凌。 那几年，美国排华法案正闹得凶，华人不准入籍，不准通婚，不准从事医生、律师等体面职业，连走在街上都可能被白人无故殴打。司徒美堂见过太多同胞的惨状：有人被抢走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有人被诬陷盗窃关进监狱，有人被活活打死，尸体就扔在旧金山湾的浅滩上。 17岁那年，司徒美堂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加入了唐人街的洪门致公堂，不是为了争强好胜，是想找个能抱团取暖的地方。洪门规矩严，讲究忠义，入会要拜关公，要宣誓“忠心报国，义气团结”。 司徒美堂身子骨结实，又肯下苦功练拳，几年下来就练得一身好功夫，成了致公堂里有名的“硬骨头”。有一次，一个白人混混在洗衣店门口调戏华人女工，司徒美堂冲上去三拳两脚就把人打趴在地。 事后那混混带着警察找上门，司徒美堂据理力争，致公堂的兄弟们也纷纷站出来作证，警察没抓到把柄，只能悻悻离去。这件事让司徒美堂明白，华人要想不被欺负，光靠忍没用，得团结起来，得有自己的力量。 20岁出头，司徒美堂在唐人街开了家自己的餐馆，取名“安良堂”，意思是“保卫良善”。 餐馆成了致公堂的秘密联络点，同胞们受了委屈就来这里诉苦，遇到难处就来这里求助。他定下规矩，餐馆赚的钱，一部分用来接济困难华侨，一部分用来购置武器，防备白人帮派的袭击。有一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唐人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无数华人无家可归。 司徒美堂把餐馆里的粮食和物资全部分出去，自己带着兄弟们露宿街头，徒手清理废墟，帮同胞重建家园。那时候的他，已经成了唐人街华侨心里的主心骨，大家都喊他“美堂叔”。 1904年，孙中山来到美国宣传革命，资金短缺，处处碰壁。司徒美堂听说后，二话不说就把餐馆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还发动致公堂的兄弟们捐款捐物。 他陪着孙中山走遍美国的华侨社区，帮他演讲，帮他联络爱国侨胞。孙中山感慨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美堂兄就是革命的急先锋。” 辛亥革命爆发后，司徒美堂又组织华侨成立筹饷局，短短几个月就筹集了几十万大洋，全部寄回国内支援革命。有人劝他留些钱给自己买房子置地，他摇头说：“国家都要亡了，要房子有什么用？”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已经70多岁了。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在美洲、东南亚的华侨社区，喊出“抗战必胜，救国有责”的口号。 他带头捐出自己的养老钱，还制定了“洪门筹饷公约”，规定每个洪门弟子每月都要捐出一部分收入支援祖国。那几年，他跑坏了十几双布鞋，嗓子喊哑了就含着润喉片继续讲，硬是筹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抗战经费。这些钱被换成药品、武器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战场，救了无数前线将士的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司徒美堂激动得彻夜难眠。他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挠，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产业，回到了阔别67年的祖国。在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他，周恩来总理和他促膝长谈。 他看着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街上扬眉吐气的中国人，眼眶湿润了。他说：“我这一辈子，就盼着这一天，华人再也不用受欺负，祖国再也不用被人凌辱。” 晚年的司徒美堂，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主席，为国家的建设和华侨的权益奔走操劳。他常对身边的人说，自己14岁出国，带着50元龙银，揣着一颗报国的心，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想让华人挺直腰杆做人，想让祖国变得强大。 1955年，司徒美堂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的遗嘱里，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只写着一句话：“我生为华人，死为华魂，此生无悔。” 从一个被人扔马粪的少年，到一个名震海内外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的一生，写满了华人的辛酸与抗争。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却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了“忠心报国，义气团结”的誓言。 那些年，像他一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身在海外，心却永远向着祖国，他们把血汗钱寄回家乡，把爱国心埋在心底，他们是漂泊的游子，更是祖国的脊梁。 难道华人的命运，只能是任人欺凌的吗？司徒美堂用一生给出了答案：团结起来的华人，有力量改变命运；心系祖国的游子，能撑起民族的希望。 如今，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模样，华人在世界各地也能挺直腰杆做人，可我们不该忘记，这份尊严的背后，是无数像司徒美堂一样的先辈，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