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子嘉，身着破烂衣服，踉跄着走到一个湖边，纵身一跃跳了进去。要知道，他手里可是有4000万两白银，13000亩良田，一座山，上海一座3层楼，然而，43岁的他却活不下去了。 李鸿章的孙子李子嘉，从一出生就站在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九一零年，他降生在李经方家中，母亲是来自英国的贵族女子，家里有洋楼、有山场、有上海的三层洋房，还有一万三千亩良田。 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分家，他手里这一份，折算下来有人说足有四千万两白银，每月五百块大洋零花，足够北京人家买上十几套四合院。金山银山堆在脚下，他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雕花盒里装的不是糖果，而是一把把银元。 这样的出身，本可以让他安心念书、学会理家，将来接过产业的钥匙，可巨富反而成了他滑向深渊的起点。十六岁以后，他渐渐把书本丢在一边，每天睡到日上三竿，下午牵着几条纯种猎犬在租界街头招摇，晚上按时出现在长三堂子那样的高级青楼。 看中哪位唱腔好、长相俏的歌女，他就砸钱赎人，给对方置园子、雇仆人，还要娶进门做姨太太。某个夜晚，为了博花魁一笑，他一口气砸下三千大洋买烟火，把整条街照得如同白昼，路人看得目瞪口呆，他只当是好玩的戏法。 风月场所走熟了，赌坊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在英租界的大世界，他一夜之间把自己在芜湖的十里洋场输掉，那片地在账面上价值连城。管家给他跪下，他却冷冷一句李家不缺这点。 常在河边走终究会湿鞋，他在烟花柳巷染上花柳病，双腿溃烂，也要人抬着轿子进赌场，纱布上的血渍浸红坐垫，旁人不忍多看，他却照样摇骰子。 远在英国的母亲寄来一封封责骂信，他当面撕碎扔进黄浦江，口口声声说自己有田有房，不会饿死。 可家底再厚，也经不住这样掰着指头往外撒。一九三七年前后，他二十七岁，分到的田地差不多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上海那栋老宅。 他盯上祖宅，要把李鸿章的故居挂出去卖，族中长辈愤怒得在报上登号与他断绝关系。母亲终于灰心，从英国带来的珠宝卖得差不多，收拾行李回国看了他一眼，又转身回英国，丢下一句连自己父亲的一根头发你都比不上。 眼看财产像流水一样跑光，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回头。亲戚托关系把他塞进武汉救济分署做翻译，又让他去英资公司帮忙。 他咬着牙把儿时学过的英文翻出来，白天翻译厚厚一摞文件，晚上还加班，渐渐成了单位老手，手里攒下几笔小钱。只是这样的日子在他眼里是“伺候人”，撑不过三个月就一甩手不干。 后来战火蔓延，公司关门，这条活路被彻底堵死。有人劝他学着走爷爷那条官场路，他甚至拿着房契准备贿赂军官换个团长的位置，最后被哥哥硬拦下来，一场仕途幻想也就此破灭。 产业散尽，人情比财产还走得快。娶回家的沈姓姨太太，在他最后几根金条和翡翠镯子被卷走的那个清晨悄然消失，昔日围在他身边的酒肉朋友，也一个个不见了影子。 他摸着空空如也的柜子，只能去敲老交情的门。想起当年借给左宗棠孙子左巨生的十石米，他拄着拐杖去讨债，才发现对方比他还穷。 两个昔日名门之后，只能一起挤在鸡鸣寺的破庙里，白天沿街讨饭，夜里靠香灰水充饥。左巨生从垃圾堆里捡起半块烧饼递给他时，他已经高烧不退，抓着稻草迷迷糊糊地嚷着让人叫黄包车，自己还要去长三堂子。 一九五三年冬天，南京城冷得像刀割，他穿着一身破衣服晃荡到湖边，对着冰冷的湖水跪了片刻，忽然纵身跳下去。落水声惊动路人，他被人拖上岸，浑身冻得发青。 被救回来后，他发起高烧，却拿不出一分钱看病，只能在破屋里硬撑，第二天就咽了气。哥哥用一张旧草席把他裹好，埋进乱葬岗里，这个曾经握着金光闪闪九连环、坐拥田地洋房的豪门孙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 回望李子嘉的一生，不是没有机会按住欲望，也不是没有人伸手拉他一把，只是他从未把“责任”和“节制”当成真正的财富。金山银山在他眼里只是赌桌上的筹码，亲情不过是可以撕碎丢进河里的信纸，等到一切散尽，他才发现连最基本的谋生本事都没有。 相比左宗棠“不留一钱给子孙”的家训，李鸿章攒下的巨额财产在孙子身上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砸碎了这个家族的尊严。留财不如留才，传金不如传德，这句老话，在李子嘉从锦衣玉食到草席裹尸的落差中，被写得格外刺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