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获奖者屠呦呦受邀发表演讲，然而，由于话筒线不够长，她只能弯着腰，就在这时，瑞典的医学家立马小跑过来，单膝下跪，为她举了整整三十分钟话筒......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疟疾一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反复伸进我们的命运。古罗马人以为那是神罚，近代战场上成片倒下的士兵，很多死在高烧与寒战之间。 为了制服这个敌人，世界各国科学家前赴后继，几十万种新化合物被合成、筛选，又一批批被否定，绝望几乎成了常态。转机却意外藏在东方古籍的纸页间，也藏在一个中国女孩的名字里。 1930年，一个女婴在宁波出生，父亲从《诗经》里挑出“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命名，叫屠呦呦。 少年时代她亲身染上疟疾，高烧昏沉，在苦涩药汤里熬过一关，这段经历让“救人”像种子一样埋进心里。 后来她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来到中医研究院，整日与药材、古书和试管为伴，婚后丈夫主动包揽家务，让她安心守在实验台前，理科训练与中医药传统在她身上慢慢交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战火中的越南被疟疾拖垮，中国援军同样在丛林里一批批倒下。中国组建了代号“523”的国家级抗疟项目，几十家单位、上百名科研人员集结，屠呦呦成了中医药组的负责人。 此时国际上已经有二十多万种化合物被验证无效，她和同事只好把目光投向古代本草，翻查大量方书和偏方，从数百种中草药里圈定青蒿，却发现按照高温煎煮提取，抗疟效果时强时弱，很难复制。 真正的突破来自一行古文。她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读到关于青蒿“渍取汁”的记载，突然意识到传统“煎煮”可能毁掉了有效成分，于是力排众议，改用低温的乙醚冷浸法提取。几百次动物实验之后，他们得到对疟原虫抑制率接近百分之百的提取物。 为了不耽误战场抢救，她和同事先拿自己试药，然后把青蒿素和改良出的双氢青蒿素带到海南疟区，发热发抖的病人吃下药后迅速退烧转安，那一刻，人类同疟疾的战争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胜算。 青蒿素的命运此后与世界纠缠在一起。它被世卫组织确立为抗疟首选药物，全球疟疾死亡率大幅下降，非洲儿童的死亡数字肉眼可见地往下走。 与此同时，屠呦呦也付出个人代价，小女儿出生几个月就被送回老家抚养，几年后见到母亲还喊她“阿姨”，她只能苦笑着承认忠孝难以两全。 等到2015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打电话通知时，她正在厨房热饭，把几百万克朗奖金分给母校和科研机构时，只淡淡一句古人写方子也没想着拿钱。 诺奖领奖台上的一个小插曲，把这段科研历程推向更广阔的象征层面。那天她因为话筒太低不得不弯腰发言，一位同样研究疟疾的瑞典教授安德森走上台，单膝跪地托住话筒，整整二十九分钟。 这一跪既是对这位中国女科学家的尊重，也是对青蒿素背后东方医药传统的认可。 传统中药长期缺乏国际话语权，而今在斯德哥尔摩的灯光下，与西方关于金鸡纳树皮和奎宁的研究遥相呼应，让人看见科学从来不分国界，只追问谁真正点亮了黑夜。 从宁波小巷里那个得过疟疾的少女，到热带丛林中被拯救的无数孩子，再到诺奖殿堂上那束追着老人身影移动的灯光，这条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一味写在古方里的青蒿，一群被时代推上前线的科研工作者，一位在灯下弯腰又挺直腰背的瘦小女人，共同让一种缠绕人类几千年的幽灵退到了角落。 她常说，一棵草成不了原野。可正是这一棵草，连同无数无名者的努力，让人类在与疾病的较量中多了一分把握，也让世界重新打量起那一架架写满汉字的古老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