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鬼子，把她围在河边。枪都扔了，开始解裤腰带。他们以为，这下稳了，一个女人而已

七个鬼子，把她围在河边。枪都扔了，开始解裤腰带。他们以为，这下稳了，一个女人而已。她叫李秀英，不过二十出头，家就在河对岸的村子里。三个月前，日军扫荡时，父亲被刺刀挑穿了胸膛，弟弟被活活摔死在磨盘上，母亲为了护着她，被鬼子拖拽时撞在门框上没了气息。 有些数字本身就让人不舒服，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大，而是因为背后代表的东西太具体。 “37”就是这样，它不是档案里的编号，也不是统计表上的一行数据，而是一个人身上真实存在过的37处刀伤。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里，李秀英常被提到，她的经历谈不上什么传奇色彩，只是太完整、太清楚了。 她亲身经历了屠杀、受伤、失去孩子，又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断被迫重复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很多幸存者活下来后选择沉默，而她恰恰相反，一直站出来说话。 1937年冬天，南京已经失守，城外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尸体随处可见，李秀英当时怀着孕，已经好几个月，行动不方便。 她的家人已经遇害，尸体只能简单处理，连像样的坟都不敢立，那种情况下，人已经顾不上哭，也顾不上悲伤，更多的是一种空着的状态，只想着怎么不被发现、怎么多活一天。 她和其他人一路躲避，最后被日本兵追到了一条河边，河水很急，天气很冷，跳下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几名日本兵围了过来，其中有人开始靠近她，言语和动作都很下流，对她来说，那一刻已经没有“选择”可言，不管是被拖走，还是跳河，结果都不会好。 就在其中一个士兵伸手的时候，她突然冲了上去，那并不是事先想好的，也谈不上什么勇敢，更像是被逼到角落里后的本能反应。 她用头撞向对方的脸，对方没防备，被撞得后退了几步，这一下并没有把人撞倒，却让局面乱了一瞬。 她抓住这个空当，伸手去抢对方身上的刀，她也不清楚自己抓到的是刀柄还是刀刃，只知道不能松手，手立刻被割开，血很快流出来，但那时候已经感觉不到疼。 她用身体去贴近对方，不让他站稳，甚至张嘴去咬，那种状态下，人已经不像是在“打架”，而是完全靠求生欲在支撑。 很快，其他士兵反应过来，围了上来，接下来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刺刀接连扎下来，有的刺进腿里，有的划过脸和肩背。 她一次次倒下，又被拉起来，最后，有人把刺刀对准了她的腹部，那一刀下去，她清楚地知道，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了。 前后一共37刀，她倒在河滩上，血和泥混在一起，意识慢慢消失，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没有再确认，就离开了，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又一具尸体。 但她并没有立刻死去，过了一段时间，有附近的乡亲发现她还有微弱的呼吸，冒着危险把她抬走，送进了南京鼓楼医院。 参与救治的美国医生威尔逊后来回忆说，她的伤势已经超出了常理，全身多处刀伤，腹部是致命伤，能活下来几乎是奇迹。 她在医院里躺了很久，反复高烧、感染，几次差点没挺过去，孩子最终没能保住，那段时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摄像机拍下了她的伤情。 画面里，她几乎动不了，说话也很吃力，腹部缠着厚厚的纱布，那些影像后来成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之一。 出院之后，她的生活一直很艰难，身体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刀伤在阴雨天会疼，体力明显不如从前，失去孩子的事，她很少提，但一直放在心里。 抗战结束后，她没有离开那片地方，而是在当年出事的河对岸住了下来，她知道，只要她还活着，那些伤疤就在，那些事就不是传说。 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李秀英作为证人出庭，她当庭陈述了自己的经历，掀起衣服，指认身上的伤痕，她把发生过的事情，再说一遍。 本以为时间久了，这些事情会慢慢被记住，或者至少不会被否认，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开始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点名说李秀英是“伪造证言”。 对她来说，这种说法等于否定她的一生，那时她已经八十多岁，身体状况并不好，但她还是决定起诉。 她清楚这件事会很难，也清楚结果未必理想，但她不愿意在最后的时间里默认别人把黑说成白，她再次提交了伤情记录、影像资料，还有当年的证人证言。 官司持续了好几年，最终，日本法院判决她胜诉，这是中国民间在日本法院就南京大屠杀问题取得的第一次胜诉，判决并不能改变历史，但至少在法律层面确认了一点：她说的不是谎言。 2004年，李秀英去世，她这一生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反复做同一件事——把事实说清楚。 她没能救下自己的孩子，但她用自己的身体和记忆，留下了一份无法轻易抹去的证据，她常说，记住这些，不是为了活在仇恨里，而是为了不让后来的人被谎言蒙住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