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军营长史恩华，被日军包围，师长大惊，连忙组织人员营救，谁知营长却说：“日军太多，我突围不了，只能以死报国！” 这句决绝的回话，不是一时冲动的豪言，而是一位老兵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史恩华并非出身将门，河北静海的农家小院里，他是跟着父亲种庄稼长大的孩子，18岁那年日军踏碎家乡的麦田，刚娶亲三个月的他连夜辞别妻子，背着母亲纳的布鞋投了军。从长城抗战的冷枪到徐州会战的焦土，他从扛步枪的新兵蛋子熬成三营营长，身上的伤疤比军功章还多——左胳膊的弹痕是掩护伤员时留下的，后腰的灼伤源于炸毁日军碉堡的自爆式冲锋，这些印记刻着的，是对“军人”二字最沉重的注解。 没人比史恩华更清楚当时的绝境。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他率领三营驻守湘北新墙河前沿阵地，面对的是日军第六师团的主力部队——配备坦克火炮的三万精锐，而他手下只有一千二百余名官兵，步枪多是老旧的“汉阳造”，弹药还不够每人配发五十发。战斗打响的头三天，日军的炮火把阵地炸成了焦土，战壕被夷为平地，士兵们就趴在弹坑里还击，粮食断绝后只能嚼生米、喝雨水，伤员因为缺医少药，只能咬着毛巾忍受剧痛。当师部的营救电报传来时，史恩华正在用刺刀撬开日军士兵的干粮袋，给身边受伤的通讯员喂饼干，他对着电台沉默了三分钟，最终只传回那句让师长泪目的回复——他知道，一旦自己率部突围，新墙河防线就会彻底崩溃，日军将长驱直入，后方数十万百姓将陷入灭顶之灾。 这位平时爱跟士兵抢着扛弹药、打仗时总冲在最前面的营长，其实早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开战前一晚，他给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纸上只有寥寥数语：“吾妻勿念，国若不存，家何以为家？今以身许国，若有幸归，必耕田间；若不幸殒，愿魂守疆土。”他把信交给通讯兵时，还塞了一块贴身带了五年的玉佩——那是妻子的嫁妆，他说“若我牺牲，就把这个带回去，告诉她，我没辱没史家的名声”。战斗到第五天，三营官兵已不足三百人，日军发起了最后一次总攻，史恩华提着大刀冲出指挥部，身后是仅剩的士兵们嘶哑的呐喊，他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冲锋，直到阵地被炮火覆盖，没人后退半步。 后世有人说，当时的国军不乏贪生怕死之辈，但史恩华用生命证明，在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中国人愿意站出来成为砥柱。他的牺牲不是徒劳，三营死守新墙河七天七夜，为后方主力部队的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促成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那些跟着他战死的士兵，有的才十五六岁，有的还没来得及给家里寄一封家书，他们和史恩华一样，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用最朴素的忠诚，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