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贴上反革命子女标签的女知青，下放第三年就开始对着山沟唱歌，唱完哭，哭完笑 队里怕她出事，给她开了返城条，可城里没有单位敢收疯子 她叫苏晚，爹是曾经的大学教授，1966年那场风波来的时候，一夜之间被冠上罪名，关进牛棚再没出来。娘受不了打击，吞了安眠药，留给她的只有一箱子书和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年苏晚刚满十六岁，背上铺盖卷跟着知青队伍往陕北走，火车开的时候，她没哭，只是死死攥着全家福的一角，指节泛白。 陕北的山沟沟，风硬得能刮掉一层皮。苏晚被分在最偏远的生产小队，窑洞漏风，炕席底下全是跳蚤。队里的人看她眼神都带着提防，没人愿意跟她搭话，都怕沾染上反革命的晦气。她每天跟着社员下地，割麦子、挑大粪，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子，脚底的水泡破了又起。收工之后，别人聚在一起唱样板戏、侃大山，她就躲在窑洞的角落里，翻着那箱没被没收的书，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一字一句地读。那些诗和散文，是她唯一的念想。 下放的第一年，苏晚还抱着希望，她给城里的街道办事处写了无数封信，问爹的消息，问能不能回城。信寄出去，石沉大海。第二年，她不再写信了，只是沉默地干活，沉默地吃饭，脸被晒得黝黑，眼神越来越黯淡。第三年开春，队里种的洋芋出苗那天，她突然跑到山梁上，对着空荡荡的山沟唱歌。她唱的不是样板戏，是爹教她的那些老歌，调子婉转，歌词带着江南的温柔。唱着唱着，她就蹲在地上哭，哭得撕心裂肺，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够了，她又突然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又掉下来。 队里的人慌了，都说这女娃是被磋磨疯了。队长看着她单薄的身子，心里不是滋味。苏晚干活从不偷懒，队里的重活累活她都抢着干，分粮食的时候，她总是挑最少的那份。队长叹了口气，托人开了张返城条，塞到她手里。苏晚捏着那张纸，看了半天，没哭没笑，只是把它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她回了城，可城里早就没了她的家。曾经的房子被分给了别人，街道办事处的人见了她，都绕着走。她拿着返城条去各个工厂、街道找工作，人家一看她的档案，看见那行“反革命子女”的字样，头摇得像拨浪鼓。有人指着她的鼻子说，疯子就该滚回山沟里去，别在城里碍眼。苏晚没争辩，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她走在空荡荡的街上，看着车水马龙，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想起了爹留下的书。她抱着书，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又开始唱歌。路过的人都以为她是疯子，对着她指指点点。直到有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停下脚步，静静地听她唱完。老人是曾经爹的同事，也是那场风波里的受害者。老人认出了她，叹了口气，把她带回了家。老人告诉她，爹早就不在了，娘的骨灰，还是老人偷偷收起来的。 苏晚抱着娘的骨灰盒，终于哭出了声。这么多年的委屈、痛苦、绝望，在这一刻全都爆发出来。哭过之后，她擦干眼泪，眼神里有了光。她跟着老人一起，偷偷地整理爹的手稿，那些关于文学、关于历史的文字，是爹毕生的心血。她不再对着山沟唱歌，而是对着那些手稿唱，唱爹教她的歌，唱那些被遗忘的岁月。 后来，高考恢复了。苏晚握着笔，走进了考场。她把这么多年的苦、这么多年的念，全都融进了笔尖。放榜那天，她看着自己的名字，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下来。她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文学，和爹当年一样。毕业后，她留校任教，站在讲台上，她给学生们讲爹的故事，讲那些在山沟里唱歌的日子。 没人再叫她疯子，人们叫她苏老师。她依旧喜欢唱歌，只是不再哭了。她知道，那些哭过笑过的岁月，不是疯癫，是一个女孩在绝境里，死死抓住的一点光。那点光，是爹的教诲，是娘的牵挂，是文字的力量，是从未熄灭的希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数像苏晚一样的人，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在苦难里挣扎。他们没有被打倒，是因为心里始终藏着一点光。那点光，支撑着他们走过黑暗，迎来黎明。这份在苦难中坚守的力量，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